《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信仰与人生》是优素福格尔达威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论述了信仰对人性的规范和对人生的指导等。《伊斯兰经典文化译丛 信仰与人生》共4章，作者分别从我们所关切的信仰、信仰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信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学与信仰等方面对信仰对人生的影响做了详尽而生动的论述。

《哲学探微 郑庆林哲学论文集》是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郑庆林先生的哲学论文集。郑庆林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在职几十年，不仅从事高校哲学教学工作，潜心于哲学研究。本文集的每一篇论文，都是郑先生科研心血的结晶。其中的哲学论文，尤其是其中的认识论、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论部分，其学术价值达到了当时全国哲学研究的高水平。例如《价值问题的哲学探讨》（发表于《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一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哲学上正面专题论述价值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尔后才有报刊上陆续展开的关于价值问题的讨论。本论文集既是作者对哲学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包含作者对自身多年高校哲学教学的深思、总结，因而不仅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哲学教师的教学、研究生的学习乃至哲学爱好者的阅读等也有着深刻启示。

《差异、矛盾与和谐关系研究 从辩证系统思维的视角》以马克思所揭示的“一定要适合”的科学原理为依据，以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揭示的事物系统原理为前提，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运用唯物的辩证系统思维方式思考、理解和把握差异、矛盾与和谐的关系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进而呈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思维方法，以及系统化的差异、矛盾、协同分析法和联系实际的实证方法，研究和深化对现代社会生活中差异、矛盾与和谐本身及相互关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为中国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以及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予以系统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与价值作出新的阐释。

本书是我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学者杨祖陶先生的毕生心血之作，书中对康德、黑格尔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脉络、基本范畴、核心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探索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的基础上，对有关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基石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探幽发微、务求其真、必得其新的学术研究，并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把西方哲学传统的两大内在精神——“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必不可少的读物。

法国作家加缪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时间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匆匆而过，因此和时间的赛跑不再仅仅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不是口号，而是想要做的事情就尽快地去做，不再蹉跎时光、不再空留悲叹。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遵从内心的召唤，认认真真地活着，让每一个日子都能看见欢喜。如此，生活也会少一些遗憾。每一个人的人生起点都一样，但是有的人的确走得快且稳，那是一天天的勤力与奋进，积跬步所以至千里。有远大志向在前方，路远也不会觉得累，只需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书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总基调”是：以“理性化”为核心框架，论述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并在现代性相关议题上，展开韦伯与马克思的对话。根据这一基本任务，《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阐述：第一，“理性化”是韦伯全部理论的总命题。借助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来解释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被置于文化理性化框架之中，政治社会学被置于社会理性化框架之中。前者涉及到西方宗教的“祛魅”和现代文化的世俗化，后者涉及到现代权力政治和官僚制度。第二，“理性化”是韦伯切入到现代性问题域的基本范式。新教伦理命题的阐释与充实必须依赖于理性化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韦伯通过“理性化的吊诡”来展开现代性批判，更为具体地论证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悖论，在文化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意义丧失，在社会理性化层面上表现为自由丧失。同马克思的劳动范式一样，韦伯的理性化范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批判性继承。第三，“理性化”是韦伯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和宗教的分析框架。在这样一个普遍概念的审视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特性（“传统主义”）不断被呈现出来，进而，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在“理性化”框架中得到极好地解答。第四，审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利于反击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倾向；韦伯的宗教理性化视角构建了关于现代性的文化理论，把马克思异化理论拓展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官僚制弊端，为反思发达工业社会提供了思想资源。第六，揭示韦伯现代性理论在思想史中的性质。韦伯现代性理论接续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坚持悖论”的理性化理论与黑格尔一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背道而驰。

如果说辞格继续是语言学家关注的对象，却始终是在表达的狭小范围内，尽管这个范围正在向语用学领域开放，这些开放缩小了语法事实的细节。本著作不仅从一般修辞学的视野接触它们，也从语言学和言语哲学的视野接触它们，此举甚至提出了它们的定义问题。该定义建立在某种灵活的言语观的基础上，不再将其视为某种编码，而是视为某种接受模糊和近似现象的进程。辞格并非相对于某种找不到的规范构成可辨别的差异，而是语法事实的安排，它们从被安置的语境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这样我们就从辞格概念过渡到塑形概念，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问题。本著作无意提出第N份以智慧命名为特点的辞格清单，而是昭示记录在逻各斯里的组织游戏，它与说话者的特质和受话者的反馈因素贡献于有关某问题时个体之间距离的协调，米歇尔？梅耶认为这种协调是修辞学的根本所在。这是一种新的辞格理论：它远没有把它们变成相对于规范的种种距离，而是把它们记录在言语的日常运作中。

本书在“真理的话语理论的基础”的标题下论述了达米特、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真理论。这三位哲学家在真理论上客观存在的关联是重要的，这种关联也许正是他们各自的真理论的独特性的一种最好的体现。达米特、布兰顿和哈贝马斯的真理论代表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之后的真理论的一种特殊状况。在放弃了分析哲学传统的真理论之后，他们都希望通过规范语用学为真理概念建立话语的解释，而这种联系或努力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大部分的20世纪的实用主义者拒绝去做的。布兰顿和哈贝马斯希望进一步推进由达米特所发起的认知转向，通过把有效性条件与由论辩所表明的证明的主体间性条件相结合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把言语行为中的以言行事的成分，当作是提出能够在话语推论中兑现的有效性要求的语言表达式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