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美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论艺术的内在、论大自然的美、造型艺术美学散论、论文艺的美学、论音乐的形而上学、有关“可笑”的理论、论天才。

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和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理论分别在生态和历史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进行了解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于我们思考和解决全球化时代的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福斯特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别代表了目前西方理论界的和水平，尤其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本专著针对福斯特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福斯特代表的是第二阶段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奥康纳代表的是阶段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二者的本质区别有理论出发点不同、理论发展进路不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判断不同等。

主要内容包括：性爱的形而上学、种属的生命、论本能和遗传、素质的遗传、论女人、论面相、论精神失常、心里散论、论命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达，并形成了京洛（开封、洛阳）、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个区域文化中心。除京洛位于北方，为传统中原文化发达之区外，其他四个中心均在南方。宋代形成的这一文化格局，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文化重心亦实现了南移。宋代疆域不广，武功不盛，远不能与汉唐相比，但文化却高度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本书以四川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移民、民间私学教育、士人学术交游圈、家学传承、民间藏书、书院等多个角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为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同时揭示其社会文化背景。

人与自然白的关系——从万物中窥见自我 认识自己，就是认识我们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不只是与他人的关系，还有与自然的关系。 在本书中，克里希那穆提从哲学的角度主要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你若疏远了自然，跟自然断了关系，自然就会收回它的美。我们必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唤醒内心的纯然、温柔与敏感。

本书围绕徐渭笔墨超越形的藩篱走向审美独立这个核心问题，对徐渭笔墨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理论方面，结合徐渭“本色”论与“真我”说，对其笔墨进行哲学观照与文化审美，揭示徐渭笔墨“无我之境”及审美独立的文化根源。在实践方面，结合徐渭“不求形似求生韵”的艺术观念以及其“舍形而悦影”的创作方法，对其笔墨呈象方法、笔墨图式、笔法墨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其“草书入画”，分别从技法与义理两个层面做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揭示出徐渭笔墨与草书笔法在“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同构性。将徐渭笔墨作为研究中国画笔墨的切入点，揭示中国画笔墨之道的艺术原点，以期裨益当今中国画笔墨理论及实践的研判，并为中国画笔墨的发展与当代建构提供可能性。

本书为原版影印书，德语，原版出版于1790年。该书认为人的心灵分为知（认知）、情（情感）和意（意志）三部分，知和意分别对应于现象界和本体界，或自然界和道德界，并且提出通过与情感对应的审美判断力来沟通两者，达到知和意、现象界和本体界或自然界和道德界的统一。康德在该书中还对艺术、天才、想象力、判断力、审美意象、美的理想等美学基本问题作了论述。该书出版后受到欧洲哲学界、美学界的重视，与《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并称为康德“三大批判”。此次作为“寰宇文献”哲学部的影印书出版，所据底本为1790年初版，附录收录“导言”，文前配有中文导言，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

德勒兹曾说，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戏剧就是真实的运动，因此他以剧场的方式赋予理论以人格化的属性，让每位哲学家都成为思想类型的表演者，让他们在对话和独白中显现出思想的核心。但剧场的最终的主角是德勒兹本人，《德勒兹的哲学剧场》一书以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为讨论对象，通过德勒兹和不同的哲学理论的对话，展示其对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批判。在本书中，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海德格尔的“去蔽”成了“以自我奠定世界的哲人”“立法者”“在辩证对立中不能停歇的思考者”与“通向林中澄明之境的独行者”，他们与德勒兹的思想肖像同台演绎，展示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思想。作者以主体、时间与欲望为三大主题，逐步接近德勒兹的思想核心，将他的思想作为一幕幕戏剧呈现给读者。

《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论集）》是作者二十余年以来所写的研究牟宗三的大部分文章的结集，几乎涉及牟宗三哲学从早期到晚期的各个方而以及其人生经历、师友关系、学术境遇，内容庞杂，似乎只是散论，然而并非没有中心主旨。其中心主旨即在本于牟宗三先生一生为“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的精神而“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并显现出牟宗三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而对于“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思考与探索。牟宗三先生一代的新儒大哲，已经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尽到了他们的责任，并树立了不倒的哲学丰碑，但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工作，仍然需要继往开来，不断创进，尤其对今天的中国哲学界来说，这是十分迫切与要紧的头等大事，自当有望于来者，但首先是吾侪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天职。

本书借鉴现象学与解释学的方法，来讨论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古代天道观的关系，并通过这种讨论去揭示一条领会终极问题的古老而又新鲜的思路。全书主体包括三个部分：海德格尔其人及其道缘、印度与中国古代思想、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观的比较。这种中西思想对话迫使我们放弃一切概念型的和现成式的比较研究，而寻求一种更根本的、具有语境和史境构成力的探讨方式；而这恰恰与海德格尔及中国天道观的基本思想相通，也是任何关于终极问题的对话之所以能有意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