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概论》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和科学。《自然辩证法概论》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自然界的存在与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科研选题和科学事实、科学思维、科学假说与科学理论、系统科学方法、技术方法、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制和体系结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评价，以及全球社会信息化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等内容。

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对于80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的诱惑，更是一种浪漫气质的熏染。那时，人们像传递一本情感日记一样，争相阅读这本书，有几分神秘，也有几分神圣，那种感觉显然不同于对知识的饥渴。

本书共收题咏371篇，分别录自孟子林墓、孟府，孟母林墓祠庙，孟母三迁处、断机堂，子思书院等处的历史石刻；明代成化本《孔颜孟三氏志》、嘉靖本《三迁志》、万历本《孟志》、天启本《三迁志》，清代雍正本《三迁志》、光绪本《重纂三迁志》，以及历代《邹县志》等有关书籍。 本书收录题咏的时限，起自汉代，截至清末。在这一时限内，上述石刻与史籍所载之关于孟子或与孟子有密切关系的孟母、子思的题咏，凡能见到者均全部收入。本书在收集有关资料时，坚持采用原始出处的原则。凡既有石刻又有刊印者，一律采用石刻，或石刻已毁而刊印又有多种版本者，一律采用最早版本。本书内容包括：拜谒亚圣邹国公墓留题、敬谒先师邹国公祠、驺弱孟子庙碑铬、太师右丞相过邹孟子之碑颂、首谒亚圣公题诗等内容。

本书所探讨的是一个已经遭受学术界冷落的话题，而且是与另外一个更加无人问津、几乎已成“死狗”的话题结合起来谈：解释学的辩证法。作者似乎专门要与国人追求的新奇的趣味过不去，独自在不舍昼夜的时代潮流的岸边驻足沉思。然而，对西方学术史稍有了解的人当不会看不出这一课题的独创性和难度，也不会意识不到它对于当代思想走向的重大意义。本书的开拓性在于，作者不仅仅是要探讨辩证法在形成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作用，而且更要探讨伽达默尔解释学在铸造一种新型的辩证法中的作用。 本书下篇更是作者重点阐述的思想硬核。作者在对解释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清理的基础上，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结构层次作出了精辟的剖析。他以伽达默尔的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为依据，分别从“解释学循环”、“经验和历史”、“我-你关系”、“对话和语言”四个层次，层层深入地揭示了伽达默尔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论点。

本书上篇旨在引古以筹今，侧重于对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作动态探索；下篇着力于现代价值理想的生成、结构、矛盾发展、未来前景等进行多角度剖视。

由人的情绪、情感、欲望、意志、信念、信仰以及无意识等因素构成的非理性世界及其相关问题是人类灵魂深处复杂、重大而有趣的问题。在承认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本书从社会发展视野系统考察了非理性的概念、结构和功能，提出了在当代中国激发非理性因素、限制非理性因素的负面效应以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把非理性因素与现代人的培养结合起来，提出了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西藏日记》、《文学之缘》、《距离与空间》、《故乡的底色》、《谈谈那个神秘人物》、《文学与精神同在》等二十余篇文章。

人类关于美的观念从何而来？艺术之美何以历久不衰？艺术创作的起源在哪里？作品结构中除了纯美的感性和感情，是否具有更深的社会文化隐喻？……本书是何新的美学与艺术论集。作者知识浩瀚，涉猎广博，从上古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史前岩画到令人难解的野兽派、立体派，本书都有独具慧眼的阐发与剖解。本书不仅是一部美学理论史，也是一部深入浅出的艺术文化史。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但是，一旦入了梁山泊这个大伙，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除了在宋大哥和智多星的运筹下遵命办事外，个性似乎已不存在。鲁智深、林教头、武二郎这些好汉，在上梁山后几乎都失去了个性化的表现。有人以为这是施耐庵的创作技术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文化问题。前已指出，侠的特征之一是活动的个人性，使在本质上必须是孤独的英雄。一旦这种个体活动丧失，必然意味着其个性的泯灭。另一方面，在梁山聚义之后，水浒英雄们还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在上山前，他们是反官府的侠——是正统社会的破坏者。而上山后，他们却必须面对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任务。但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除了等级身份制的皇权社会以外，梁山英雄和《水浒》作者不可能找到别样的社会形态。所以在梁山上，我们无可避免地看到了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江湖翻版。我在《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三大特点：1、以家族制为政治制度的原型；2、实行森严的等级制；3、人人具有固定的身份名份，不得自由僭越。在这种制度下，君尊臣率，官大民小，男高女下，主贵仆贱等等。所有这些等级身份关系和价值观念，在梁山上掩盖于“人人皆兄弟”的形式下，却以宋大哥为核心重建了。梁山那些好汉，上山之前，之所以个个有血性，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汉（阮小七唱：“老子生长蓼儿洼，不怕天来不怕官”）。但上梁山后，他们却不能不俯首皈依在以宋大哥为“君主”的等级制度下。这些好汉平生最看重的“义气”二字，从内容看也由上山前的“替天行道”，变成了忠实于宋江所代表的排座次的等级身份新秩序了（即使粗莽如李逵也难逃此命运）。所以在《水浒》后半部中，众好汉的侠气变成了奴气，个性的泯灭与自我主体的失落——这实际就是梁山好汉，也是一切绿林豪侠的末路。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水浒》作为一部写中古绿林豪侠的长篇小说，在政治意识上，对游侠列传和唐传奇所代表的传统，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水浒传》别名标作《忠义水浒传》。关于“义”的涵义，我们前面已作过论述，此不必再作赘谈。但何谓“忠”呢？标榜忠，其实质正是向皇权正统性的认同。而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却曾指出过，汉唐时代的义侠观念，本来并不必包涵着这种“忠”的观念。不信，试问郭解可有忠君的观念吗？虬髯客可有忠君的观念吗？宋四公可有忠君的观念吗？但这一观念，却出现在《水浒》中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宋明理学所倡导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的皇权，通过一个庞大行政官僚组织对社会实现了远逾前代的控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明及清代的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顶点。在这个空前强大的专制皇权面前，一切个人——即使是社会小最强有力的“侠”，也均显得十分渺小而无能。个性的反抗愈来愈不具功效，在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侠的文学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我们在《水浒》中看到，《水浒》英雄始则任侠（以个人身份行走江湖），终于啸聚而组织化（结义于梁山），最终却不得不认同于皇权正统——受招安。这一结局，实际就是绿林豪侠寻求与皇权所体现的正统社会妥协和调合的方式。（写出这一受招安的结局，是施耐庵对历史逻辑的忠实，而不是败笔！）可以为我们这种见解提供证据的，还有《儿女英雄传》中的著名女侠十三妹。她在遭遇安公子前，何等英勇叱咤。

编辑推荐：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书。作者以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方法，将欧洲历史上一些典型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伊壁鸠鲁，和文学家，如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塞，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解析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所代表的时代哲学思潮或文学思潮，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指出：文学史上不断变化的文学风格都是潜在于一切文学里的哲学变化的结果。哲学家视其为哲学著作，文学家视其为文学史或文学理论著作，一本薄薄的小书竟能有这样大的容量，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科研成果。本书内容包括时代课题和西方传统历史哲学的困境、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历史观的应用和发展、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理解、历史创造活动的动因、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历史的价值提升、马克思社会历史规律观的特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