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近五年来对其博士论文更进完善的成果，并曾获得陕西省政府社科基金的资助。其中部分内容在《中国哲学史》以论文形式发表，并获得陕西省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境界”在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人生境界思想又是中国人生哲学的理论核心。作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学中蕴含着丰富而高明的境界论思想。以冯友兰、方东美和唐君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接续并拓展了儒家的传统人生哲学，力图借助西方哲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吸纳其人文主义精神和人生哲学理论资源，对中国传统人生智慧，特别是儒家的人生哲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阐发。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特质与优长，对帮助现代人填补信仰的空缺、提升精神境界、探寻人生意义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圆通制：科学工作原理》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工作现象，深入浅出的阐释了圆通制的定义和他的基本理念以及圆通制所赖以存在的五律：工作成功律、工作标准体系、工作标准律、工作突发律、工作主观律，以期这一科学工作原理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和学习。

本书是一部以儒家经典和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秩序为研究中心的政治哲学类著作。作者认为，中国的治理之道呈现在儒家十三经当中，构建今日中国优良治理秩序，须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究中国治理之道，会通中西，温故知新。作者从《论语》、《孟子》、《礼记》、《尚书》、《周易》中择取十章进行疏解，并运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从天下之大义、人心之趋向、君子养成之道、启蒙之道、客观规则之道、仁本宪政之道、健全的财政之道、治国平天下之大道、革命之道、华夏-中国之秩序想象等十方面进行阐述，从儒家的政治理论和经验中探究合理的现代治理秩序。全书行文流畅，见解独到，系统展示了儒家关于社会治理秩序的架构和理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古代政治，理解儒家乃至审视当代中国政制的新视角。

《重塑两个世界：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内容主体部分和结论与结语部分。绪论部分，首节着重介绍本书的研究对象卢梭的生平及其一生的创作活动以及近些年来国内外有关卢梭思想的种种争议，第二节重点对卢梭研究中尚存的争议之处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第一章首先介绍卢梭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现实状况以及作为法国大革命理论先导的启蒙运动对卢梭政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二章集中探讨卢梭有关外在世界重建的思想。卢梭是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者，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第三章重点介绍内在世界的重建。第四章展开对卢梭政治思想的辩证评析及现实意义的分析论证。结论及结语部分对本书做出归纳性的总结，再次明确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哲学文库：社会公正与制度创新》主要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坚持真理与价值、真理观与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公正问题的话语背景和真实态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深刻内容和方法论原则；区分了公正与公正观、一定制度是否公正与人们对它是否公正的不同评价，努力还原社会公正作为一种价值现象的复杂性；既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公正观念的发展更结合制度史来考察公正的历史演进，进一步从社会活力和社会秩序辩证关系角度分析了制度的本质、制度权威性的来源，改革与制度的关系、制度创新过程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内容，并结合中国的改革的问题和经验，对如何按照社会公正原则实现社会结构优化和组织制度优化提出了一些对策性意见。

《生境伦理学（卷2）：生境伦理的哲学基础》首先考察人性作为人类伦理构建的生命基石何以可能？然后通过对人性论观念的历史性清理，定位人性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事实，它先于道德，并构成一切道德的来源。以此为视野，考察人性自身的形态结构和精神构成。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主要收录了意向相关项作为中介性的内容和意义、语言性意义和意向意义的弗雷格式解读、意向相关项、“中介者”理论与内在主义、作为现象性对象的意向相关项和意义“与对象的关系”、意向相关项作为被还原的对象或“现象对象”等内容。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他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的科学”。特拉西的观念学试图以科学的方式重建整个知识体系。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论研究，它还是“理性政治学”，特拉西的观念学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以实现人类的解放。最初特拉西的想法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拿破仑宣称，“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真正自由、公民平等和国家代表基础上的共和国，我们应该拥有”意识形态这门科学。但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差异，特拉西与拿破仑发生了分裂，在拿破仑那里观念学也因此成了一个贬义词，拿破仑轻蔑地称特拉西是“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拿破仑认为，意识形态“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不是基于现实的和历史的教训，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至此，意识形态就染上了玄学的恶名，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总体与实践》以哲学总体观的终极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区分作为致思的路向，由此来澄清传统哲学总体观的实质，并揭示其在实践中遭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柏拉图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总体观，他把“理念”看作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于一体的总体，其实质是用观念一统了理论和实践。这种总体观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哲学的发展。马克思在洞察到传统哲学总体观仅仅是出于解释世界的目的之后，提出了一种以“实践”作为总体的实践哲学。然而，局限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这种实践总体观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总体的实践困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并拓展了马克思的总体观，但它们最终仍没有走出实践的困境。本书认为，传统哲学各种总体观之所以陷入实践的困境，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是非批判地把理论与实践同一了起来，认为理论与实践服从同样的逻辑，实践不过是把理论在现实中制作出来而已，从而忽视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异质的，理论主要服从逻辑的约束，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普遍性的道理；实践则主要服从直观的约束，其目的在于筹划出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方案。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区分，传统哲学的那些总体本质上都是一些范导性的理念。真正能够实践的总体是实践思维筹划的总体，是实践智慧对各种实践要素非逻辑统合而成的、开放的总体。

《从“世界观哲学”的演进看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实质》讲述了在哲学演进的历史与逻辑中，哲学作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表达，一直具有“世界观”的一般属性，哲学一直以“本体论”的形式为人类承担着对“整体”、“无限”的世界做出“终极解释”的任务，本体论哲学与“世界观”也就具有了内在的通约性。“世界观哲学”也因此可以看作是人以反思方式对世界终极性存在的确认、理解的理论表达。传统哲学的世界观是以预设的“本体”作为解释世界的根据、借助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而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