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在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影响以及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估。

作为一个学者，刘小枫的每一部著作似乎总能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精装本第六版）》这部著作中用清新流畅的文笔解读了一批现代作家的经典之作，并通过复叙事使一个个沉淀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伦理问题真正成了问题。毕希纳、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这些卓越的叙事思想家的叙事在刘小枫的喃喃复叙事中重新又鲜活了起来，呈现着它们敞开着的意义……

《形而上学》叙述了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许多西方哲学家获取灵感的源泉之一。重点阐述了存在论 目的论的宇宙体系等。亚里士多德首先是围绕“存在”问题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给存在分层和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被称为“存在”有四种意义：偶然的属性；必然的本质，既范畴，如实体，以及性质 数量 关系 主动 被动 处所 时间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事物身上的必然的存在；确实性；潜在性。有些东西虽然还不是现实的存在，但却是潜在的存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前两种存在的分别，特别是第二种存在内部的区分，其中主要是“实体”的存在和其他范畴的存在的区分。由这里就引出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核心的核心，既作为存在学说的核心的实体学说，因为在他看来，实体是一切的中心。

国庆60周年大典之际曾教授登陆百家讲坛讲述的《易经的奥秘》节目一经播出，全球为之一振，收视率几度刷新了百家讲坛播出以来的记录；同名图书《易经的奥秘》上市即一举登上当当网、卓越网、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等全国各大书城榜首位置，图书销售至今过百万册！毋庸置疑，《易经的奥秘》的播出已经掀起了一波国学热、《易经》热的高潮！习大大在多次讲话中，引用了《易经》中的原文。凝聚着中国古圣先贤古老智慧的《易经》，曾被误解为就是一本算命的书。其实，算命只是它最小的用途，那么《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神秘的《易经》，也称《周易》，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既陌生又熟悉，既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是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着宇宙人生的奥秘，但是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没有破解宇宙的秘密，难道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以前就做到了吗？销量已经破百万的《易经的奥秘（典藏版）》是一本《易经》的入门书、导读书，读者对象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文化层次、更不分高低贵贱，所有读者都可以轻松自如的学习《易经》这门古老而神秘的智慧经典；从中获得终生受益的智慧！什么是《易经》？什么是阴阳？什么是太极？什么是八卦？《易经》还给了我们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都是什么？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而懂了《易经》的道理，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现代人又如何利用《易经》的原理来趋吉避凶呢？且听曾仕强教授娓娓道来，为您解开《易经》的密码，揭开《易经》神秘的面纱……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共分14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为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宋朱子与吕祖谦同撰。案年谱，是书成於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书前有朱子题词曰：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於大体、而切於日用者，以为此编云云。是其书与吕祖谦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并载祖谦题词。又《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灼然可证。《宋史·艺文志》尚并题朱熹、吕祖谦类编。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书凡六百六十二条，分十四门，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然朱子之学，大旨主於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题词有曰：穷乡晚进，有志於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以致其博而返诸约焉，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於此而止，则非纂集此书之意，然则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为限，亦岂教人株守是编，而一切圣经贤传束之高阁哉！又吕祖谦题词，论首列阴阳性命之故曰：后出晚进，於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自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於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累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则朱子殁后叶采所补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时，尝赍进於朝。前有进表及自序。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人。其序谓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记闻》及诸儒辨论，有略阙者，乃出臆说。又举其大旨，著於各卷之下，凡阅三十年而后成云。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到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它被列为“四书”之首，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师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以及《孟子集注》。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精粹》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满创伤的年代里。它认为，历史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循环的，每一种文明在经历新生、繁荣的阶段之后，最终都会走向衰落，而当时的西方文明正走向没落。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极大争议，为此，斯宾格勒写了《悲观主义吗？》一文来反驳批评观点。晚年，他又创作了《人与技术》一文，探究了技术文明的窘境。除以上部分以外，《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精粹》中还选录了俄罗斯学者尤里·达维多夫的文章，以21世纪的视角对斯宾格勒进行解读。

《国民阅读经典：中国哲学简史》原名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至1947年在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英文讲稿。该书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巨大，是迄今为止西方人了解、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是世界各地许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课程的教材。本次收入”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简史》，采用赵复三先生的中文译本。

《名著+考点：培根随笔》内容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培根学识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对谈及的问题均有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所以今人读《名著+考点：培根随笔》犹如听一位睿智的老者谈经论道，对修身身养性不无裨益。

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处站着两个伟人，托马斯·莫尔是其中之一。莫尔以其《乌托邦》在思想史上留名。《乌托邦》设想的公民没有私有财产，按需分配……据说，莫尔把私有制视为万恶的渊薮。莫尔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现代的，可是却被包围在大批非现代的枝叶中，致使我们极难窥见其本来面目。要理解莫尔的时代，就不但要认识资本主义的开始，还必须理解封建主义的衰亡，尤其需要理解教会和世界贸易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