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开启哲学素养的“锦囊”之旅，从历史、方法、经典、名言、关联、人物、术语这七个方面，向在国际舞台上出类拔萃的人士，专门提供关于哲学素养的指南，希冀读者诸君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能够深入浅出地感受到哲学的重量。想要真正地融会贯通、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就去反复研读这部畅销且长销的哲学启发书吧！

本书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全面系统梳理西方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阐述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演进。本书所关涉内容上承传统古希腊哲学，下接16至18世纪近代西方哲学，拟从以下5个部分展开：（1）概论：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共相问题等等）；（2）序曲：希腊哲学与希伯来文化的有机融合（主要阐述中世纪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2）奠基：教父哲学的思想贡献（主要论述中世纪早期哲学发展状况）；（3）高潮：经院哲学的辉煌与衰落（主要梳理中世纪中晚期哲学发展状况）；（4）转折：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主要阐述后经院哲学时代从14、15世纪到16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5）尾声：近代文明的曙光——从中古（Medieval）向近代（Modern）的过渡。

西方哲学诞生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他们的求知兴趣上升到一种系统的理论的层次，逐步与当时的实践活动和宗教崇拜分离开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事业。这就是哲学。古希腊人的哲学，作为一种求知的事业，其问题和精神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方精神生活发展的全过程，对于此后的西方文化和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从泰勒斯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部分：古希腊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产生了大量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哲学分支，为以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充沛的源泉。中古哲学是在基督教兴起并逐步成为正统背景下的哲学，此时哲学与神学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只有在与基督教神学相容的条件下，哲学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可以说中古哲学就是基督教容许范围内的哲学。近代哲学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同时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进了一步，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西方哲学的这三个部分虽然有很多的不同，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譬如我们可以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听到柏拉图主义的回响，也可以在托马斯主义中看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身影，而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论争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相论争论的继续；同样我们可以在笛卡尔的沉思和奥古斯丁的哲学之间发现颇多相似之处，也可以在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论述中读出与“理智之中没有不被感觉先行知道的东西”一样的观点。即使在同一个部分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哲学思想是在不断的发展和继承之中，譬如柏拉图哲学对前人思想的吸收，或者康德哲学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综合等等。因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不能只看到一个个的哲学观点或者哲学体系，还要看到不同哲学思想、哲学流派之间的差别和转变，联系和传承。 本书的编写从内容到体例都主要是依照赵敦华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一书来进行的。赵老师的《西方哲学简史》摆脱了唯物/唯心的窠臼，把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读起来十分清晰自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另外，考虑到不同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在具体的写法和体例上可能颇有差异，在选取的材料和内容上也可能各有侧重，本书还补充了少量《西方哲学简史》之外的内容。 最后，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们给予批评指正。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间上不断拓展、时间上绵延不绝，在经历各种沧桑磨难仍然屹立不倒，就得益于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思考，形成了重视和谐、崇尚道德、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等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生存发展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age）的观点，指出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世界主要文明古国不约而同地实现了文明的突破，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先知，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各自文明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后来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从周代就开启了这一渐进的转变，形成了天民合一、天德合一等重要思想，实现了从宗教神学到人文主义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先秦诸子的主要流派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刘歆在《七略》中，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形成了“九流十家”的说法。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多元化、具有原创性的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采用了法家的意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并做出了“焚书坑儒”的专制举动，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崩溃了，先秦诸子的一些流派并没因秦朝残暴的文化专制政策了而销声匿迹，一些学派在汉初仍然存在。直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思想才走向消歇，儒学成了汉朝的国家哲学、意识形态，思想界也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汉代的哲学主要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尤其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影响较大。董仲舒的儒学吸收了阴阳家、墨家、法家等流派的影响，强调天人感应，有将儒学宗教化的倾向。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大盛，因此也引起了很多理性哲学家的批评。尤其是王充站在道家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套宗教神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开启了后来道家复兴的契机。 魏晋时期，由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以及残酷的政治斗争，“名士少有全者”，客观上也促进了道家哲学的复兴。魏晋玄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称为“新道家”，是道家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欧阳建等一大批思想家，围绕本末、有无、体用、言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表面上看来有些”不着实际”“玄之又玄”，但客观上促进了哲学思维的发展。 从东汉时期，佛教就传入中国，在经过了魏晋、隋唐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逐渐与中国哲学融合，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三派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尤其是禅宗，更可以说是佛学与道家的融合，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在这一时期，受佛教刺激，也形成了本土化的道教，在唐代了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佛道二教的哲学对中国哲学本体论、心性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刺激作用。 魏晋、隋唐时期，儒学在学术上主要以经学形式存在，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制度，就精神生活、哲学义理层面，与佛、道二家相比，则有“相形见绌”之势。再加上唐末、五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从中唐开始，韩愈、李翱等人就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试图重整社会秩序，复兴儒学。宋明时期，面对佛老的冲击，很多哲学家一方面受其影响，另一方面则立足于儒学，试图从儒学中挖掘一些足以与佛道二教抗衡的内容，使儒学向更加重视形上本体、重视心性修养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宋明理学”（Neo-Confucianism）。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继先秦哲学之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出现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一大批哲学家。宋明理学也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南亚地区，对亚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明清易代的剧烈社会变动，宋明理学对于儒学进行的哲学化、心性化的发展，在明清之际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受佛老的影响，有过于“玄虚”的倾向，因此部分思想家开始反对宋明理学，重新提倡儒学“经世致用”的面向。颜元、李恭提倡的实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戴震也反对宋明理学家理一分殊、存理遏欲的思想，提倡“分理”及“理欲合一”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清末民初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共鸣。 在清代，由于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汉学”重新复兴，哲学（义理之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衰微。直到清代中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春秋公羊学重新复兴，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哲学家，试图借助春秋公羊学中的历史哲学与西方进化论的结合为其变法活动提供思想支持。当然，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当时也遭到了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激烈批评。另外，严复等人也开始通过翻译，向中国介绍西方哲学。在这一时期，陆王心学、佛学也出现了复兴的趋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一方面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倡自由、平等、民权等西方价值，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一些内容，努力创建其“知难行易”的政治哲学、革命哲学。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篇章。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遗产。”如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在中华文明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开始有了更强的文化自觉。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学习中国哲学史，从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加以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就显得非常必要。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可谓不多，但是多为关于哲学史的一般介绍，能够从专业研究者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知识点进行系统概括，并总结为一些专题的著作却很少见。因此，为满足广大中国哲学史的学习者和爱好者的特别需要，山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了本书。本书的编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能够对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有着宏观而准确的把握。另外，他们对哲学重要名词概念和问题的解答，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广大中国哲学爱好者、学习者的有所帮助。

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 这些都是伯特兰·罗素的标签。 他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充满热情又离经叛道的社会批评家；他写的《数学原理》是有史以来最难读懂的一本数学出版物；他提携了维特根斯坦，最后却与其分道扬镳；他渴望精神生活，却讨厌各种有组织的宗教；他支持女性权益，却有过几段婚姻以及数次婚外情。 本书以简约而深入浅出的语言，对罗素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也对其不幸的童年和个人生活给予了观照。

本书是尼采的重要作品之一。《朝霞》1881年问世，1887年新版并附有一篇前言，它在著作史上位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部分（1880）与《快乐的科学》（1882）之间。《朝霞》分为五卷，每卷分为长短不同的节，少只有一两行，多则一两页，甚至偶尔长达三页以上。该书比较详细的部分，特别是前三卷，有点像随笔式的短文，其思想素描与其说是巨细无遗的不如说是钩玄提要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第四卷中，每段要更短一些，带有圣经经文的思想风格。寥寥几个句子甚至单独一个句子构成浓缩的和凝练的格言，好像压缩甚至过度压缩的短文。

《论证手册》为国际论证协会创始主席、语用论辩学派创始人范爱默伦（Frans H. van Eemeren）、赫尔森（Bart Garssen）、克罗贝（Erik C.W. Krabbe）、汉克曼斯（A. Francisca Snoeck Henkemans）、维赫雅（Bart Verheij）和瓦格曼斯（Jean H.M. Wagemans）共著。本书详细介绍了论证理论的来龙去脉，展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证理论框架，反映不同学科领域的论证理论研究前沿，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论证理论方面的贡献。适合哲学、逻辑学、教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读者，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论证理论巨著。

本书是第一部完整的、具备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 全书分为“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两部分，冯友兰先生以西方的哲学观念为架构，用翔实的史料做支撑，从孔子到康有为，客观呈现中国两千多年的哲学脉络。本书许多观点均为前人所未发，后人所不能改，基本架构也已被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堪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本书是尼采晚年代表作之一。由两个篇幅较小的部分组成。《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一书对瓦格纳的批判，标志着尼采与德国著名作曲家的决裂。在哲学家看来，瓦格纳过多地参与了“民意”运动和反犹太主义运动。尼采指责瓦格纳只是影响欧洲的一种“疾病”——虚无主义的症状。尼采在《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中预见到了他对艺术本质的一些思考。

《附录和补遗》第2卷是“补遗”，有31章400节和15首诗歌，其中新翻译的篇目15章，全译的篇目8章，青年时期的诗歌是首次翻译。全书60多万字，他在第2卷的目录上注明“就多个话题所作的分散但有系统安排的思考”。前15章是对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的补充，包括哲学及其方法、自在之物与现象、伦理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生存的虚无与痛苦、自杀和宗教等内容；后16章从意志哲学的视角阐述了他对现实生活和人生诸问题的看法。“补遗”体现了他读书之渊博，思考之深广，是围绕意志哲学在客观世界的各种表象的分析和评论的交响曲。他以诗歌为封笔之作收尾是有特别考虑的。 第2卷名篇荟萃，除《人生的智慧》广受赞誉外，叔本华还有一些文采斐然、思想深邃、文风雄辩、短小精悍的名篇，这些名篇都在第2卷中。比如，《论判断力、批评、赞扬和名声》《论阅读和书籍》《论学者和博学》《论写作和文体》《论自为的思考》《论宗教》，等等，当然也包括背负骂名的《论女人》。这些名篇是意志主题的变奏曲，所涉题材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妙趣横生，富有教益，伟大的思想从心而出，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的灯塔。 在《附录和补遗》中，他的悲观主义不再质疑人类存在的价值，而是对苦难的人生有了同情和惬意的亮色。他试图以优雅的方式展示人类的生存，让苦难的生活有了些温暖和留恋。在这里，他以放松的心态，嘲讽和诙谐的口吻谈论欲在痛苦和死亡的夹缝中求得片刻幸福的智慧，这就是节欲苦行，自我修炼，孤身独处。解脱苦难的方法是审美体验、悲天悯人、禁欲和自我否定。这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可以让逃离意志的人获得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