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论述实用主义、现象学的关系以及现象学方法在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应用，这种应用也显示了现象学的“实用”特征和工作特征。现象学是一种做哲学的方法。现象学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工具论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它依赖于自身的应用和效果，并在这种应用和效果中显示自己“作为方法”的存在。否则，现象学作为方法就是空洞的。正因如此，本选题正是着眼于现象学在不同领域的介入显示现象学方法的“能产性”和实用性。这些领域包括实用主义的艺术领域、语言领域、实践领域、历史领域、价值科学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现象学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和效果，都增加了对现象学的理解，发展了现象学不同研究范式。显示了现象学的实用特征和方法论效果，现象学方法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也为我们沟通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可能。总之，通过这些不同的现象学领域和部门揭示了现象学的实用特征和工作特征，强化了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关联，深化对现象学理论和实用主义的理解。

《想象东亚》选取了十二篇文章，跨越了1993到2010年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二十年正是韩国“东亚论”最为活跃的阶段，因此具备了编纂成书，近距离了解与观察的可能。而书中十二位作者，正分别代表韩国老中青三代学者不同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态度。尽管本书中所编译文章并非全部为论文，有的是会议演讲稿，有的则为随笔式短评，似有参差不齐的感觉，但在编译者看来，“东亚论”不应该局限于枯燥思辨的论文中，亦可以在轻松自由的日常谈中获得更大进展。

《曾子学刊》第二辑，精选了著名学者陈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韩星《商周“德”观念考辨》、方朝晖《“人道”一词考》、郭沂《原性：道哲学的观点》等相关研究文章，对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书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用准确简明的语言对《大学》《中庸》进行翻译、注释、评析。底本采用《十三经注疏》。见解独到，通俗易懂，是读者理解儒家文化精神的一部有价值的读本。

或许每个成年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难眠之夜：从思考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件琐事出发，任自己的大脑天马行空，渐渐地开始追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没有一件事能想明白。即使不主动去想，不知哪一天它们又会潜入脑海，再次引起惆怅。这些“恼人”的思考其实就是哲学。哲学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也没有远离过生活的现实问题。 这正是本书作者约尔格·贝尔纳迪想要告诉我们的。他为我们在生活与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我们尝试用哲学的思维去思考日常的问题，不论是爱情还是友谊，自然还是社会，职业选择还是追求幸福，你都能在本书中看到哲学家对此的思考。这里并没有所谓的答案，只有问题和思考。毕竟生活就是如此，它只会给你提示，但不会告诉你该如何进行下去。幸运的是，生活接受一切答案，但前提是该答案必须是由你自己得出的。让本书给你的大脑一点点刺激，帮助你厘清思路，去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沉思录》是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留给世人的伟大著作。书中，奥勒留用一些道德格言和个人思考记录了其身居宫廷和面对乱世的深切感悟，影响和启发了无数人。

中国哲学的真实建立，合文献才能有中国，合逻辑才能有哲学。因此所谓“中国哲学”，必须将文本内在脉络转化为逻辑推演。《参伍以变：古今错综中的经典与义理》即致力于复活古典名学的方法论，并以之解读古典文本。《周易·系辞传》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三五错综是古典名学校验事实的方法。《参伍以变：古今错综中的经典与义理》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正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寻经典文本的义理，由此实现“中国”与“哲学”的合一。书名用《周易》之典，借以表明《参伍以变：古今错综中的经典与义理》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古今错综之中探寻经典文本的义理。

《思想者：王国灿文集新编》汇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以文化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与已发表的文章，从客观的层面，从感性到理性探索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五水共治、“一带一路”等新路径及经验启示，较全面地总结了浙江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态建设方面的成就，分析了浙江的发展经验与启示，让人耳目一新。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关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具有强烈的实践目的。他将人类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特有形式关联起来，关注人在世界中的基本状态，并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哲学智慧。与前人相比，维特根斯坦更加注重共同体的习俗、惯例、制度、传统等因素对人们社会实践的影响。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实践哲学观可以看作是对人们日常生活形式的延续，标志着哲学从形而上学研究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不食人间烟火”回归到世俗之中。《维特根斯坦哲学理论的实践维度研究》试图从语用实践、生活实践、社会实践及行动实践四个维度来厘清维特根斯坦的实践哲学思想，并对其许多重要的哲学观点重新进行阐发。

春秋礼崩乐坏之际，孔子仁学提出破解之道，成思想巨擎、世之木铎。这种基于改革的思想对当下转轨中的中国极具价值。仁学首先提出以好学改造美德，纯粹美德无法自立于变动社会之中，美德与恶行混淆不清，唯有与好学、好礼相结合，才能行于当世；然后提出从民免无耻的治理转向民服、民信、民敬、民善的政治改革，使民有耻且格；继而将完备奢华的贵族礼乐革新为使民众能够兴于仁的以简、敬为原则的庶民必需品。正是基于上述支点，仁学提出具有普世性的新民实现路径：“义之于比”，实现从小人到君子，即中人人格的转变，这正是基于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