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义上的需求论》作者首次提出并论证了“需求性”是人的至极本性的理论观点。“需求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需求论”揭示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根本动力是人类的需求。运用这一理论，将能从哲学的层面上解释人的所有行为及当今世界性的问题。《哲学意义上的需求论》中精辟论述了：自身需求满足的重要手段是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得的。需求性不但是人的本性，也是整个生物界的本性，甚至是整个物质世界的本性。《哲学意义上的需求论》将会对读过本书的每一位读者和哲学爱好者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有一个很好的谚语说：“忌妒比怜悯要好得多”。让我们去忌妒吧，忌妒得越深越好！时光对于善于利用它的人、劳动和思考的人、扩展其界限的人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有识之士闯新路是不足为奇的。虚伪是懦夫的德行。

《后现代哲学概论/后现代主义论丛》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丰富内容、详尽资料全方位多视角阐释了后现代主义起源、代表人物、流派及其影响，是一本很好地将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性探索相结合的著作。其出版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相关问题研究走向深入。《后现代哲学概论/后现代主义论丛》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后现代哲学发展演变过程及目前状况，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从哲学层面更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各种思潮态势和实质。《后现代哲学概论/后现代主义论丛》对哲学工作者、本科生、研究生和广大哲学爱好者在研究当代西方思潮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皆有一定参考价值。

“天地君亲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是数千年来被人们所尊奉的最基本的人伦信仰，也是维系着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结构的道德基础。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伴随着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天、地、君、亲、师民间信仰面临着时代的考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百姓心中的敬天、祭地、忠君、奉亲、尊师的哲学本质，如何在新的社会构建中去继承和融汇传统的“天地君亲师”，成为我们当下难以回避的艰难课题。蔡利民先生的《天地君亲师的命运》一书以全新的视角，在文化传统和文明演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继承性进行了哲学思辨，大胆地提出了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之间构架民间信仰传承的哲学途径，为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人伦思想传承、发展途径提出了新的思索。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以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关系为主题，以2012年4月长春召开的“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初至民国）”论文为基础，增收在此领域已经发表重要成果的数位其他学者的各一篇代表作，并以“附录”方式收入长春会议综述和“中国东北地区基督教研究论著索引”。

在《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一书中，畅销书作家大卫·埃德蒙兹和约翰·艾丁诺保持了其一贯的行文和叙事风格：构思精巧、史料淹博、文辞华美。他们不仅以细致、生动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休谟与卢梭这两位启蒙巨人由惺惺相惜到公开决裂，并进而引发了一场震惊并席卷整个“文人共和国”的“笔战”的完整过程，而且还通过引证大量的私人信笺和文献材料来揭示这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文坛讼案”背后冷酷的人性现实。实质上，“卢梭—休谟之争”喻示着整个“文人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喻示着两种启蒙心性的龃龉，喻示着古与今的对垒，喻示着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卢梭感性、热烈而多变，而休谟则理性、清明而恒定；卢梭行文铺张、雄恣、奇诡如海洋，而休谟则行文节制、平易、温煦如和风；卢梭崇尚一种简朴、孤寂、内省的生活，而休谟则追求一种文雅、合群、行动的生活；卢梭不屈不挠地高声控诉“商业文明”所带来的依赖、伪善、算计和腐化，而休谟则声嘶力竭地大声称颂“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自由、文雅、富足和人道。

《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当代知识论中的认知分歧问题》以“认知分歧的模型”为起点，以“应对认知分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为核心，论述了认知分歧问题的模型，认知分歧的要素，认知分歧的结构，以及认知分歧的应对方案等一系列问题。具体说来，通过对不同认知分歧模型的分析与比较来澄清两种相互联系的认知分歧模型；通过对认知对等者、证据、信念等认知分歧要素的内涵、条件，以及合理性的分析来澄清这些要素在认知分歧中的作用与地位；通过分析均等权重观、整体主义观、确证主义观等几种应对认知分歧的主要方案的原则、内涵、具体的操作方式，指出以上这些方案中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尝试确定应对认知分歧的合理方案、应该遵循的原则及其运行机制。以上这些可以看做《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当代知识论中的认知分歧问题》研究的主体部分，即对认知分歧问题的规范研究。它阐述了当出现认知分歧时，认知主体应该赋予一个认知对等者以什么样的认知地位，如何看待此分歧在信念修正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证据与信念之间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在遵循这些规范的条件下，才可能对认知分歧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与应对。最后，通过对上面论述的总结，笔者最终尝试提出一种应对认知分歧的基本原则及方案。它将认知分歧合理地刻画为一个面对分歧——反馈证据— —回应分歧的过程，并且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据— —信念结构，从而为我们提供一套合理的证据支持规范，进而在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的同时，为我们的某些分歧留下合理的存在空间。

《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总体与实践》以哲学总体观的终极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区分作为致思的路向，由此来澄清传统哲学总体观的实质，并揭示其在实践中遭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柏拉图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总体观，他把“理念”看作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于一体的总体，其实质是用观念一统了理论和实践。这种总体观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哲学的发展。马克思在洞察到传统哲学总体观仅仅是出于解释世界的目的之后，提出了一种以“实践”作为总体的实践哲学。然而，局限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这种实践总体观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总体的实践困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并拓展了马克思的总体观，但它们最终仍没有走出实践的困境。本书认为，传统哲学各种总体观之所以陷入实践的困境，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是非批判地把理论与实践同一了起来，认为理论与实践服从同样的逻辑，实践不过是把理论在现实中制作出来而已，从而忽视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异质的，理论主要服从逻辑的约束，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普遍性的道理；实践则主要服从直观的约束，其目的在于筹划出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方案。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区分，传统哲学的那些总体本质上都是一些范导性的理念。真正能够实践的总体是实践思维筹划的总体，是实践智慧对各种实践要素非逻辑统合而成的、开放的总体。

《回到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胡塞尔与弗雷格分道而行》主要收录了意向相关项作为中介性的内容和意义、语言性意义和意向意义的弗雷格式解读、意向相关项、“中介者”理论与内在主义、作为现象性对象的意向相关项和意义“与对象的关系”、意向相关项作为被还原的对象或“现象对象”等内容。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逻辑哲学研究》系统地探讨了如下12个论题：什么是逻辑哲学，意义理论和逻辑类型，摹状词和名称理论，“是”（to be）的逻辑哲学分析，推理、后承关系和蕴涵，形式化方法的哲学考察，模态的形而上学，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悖论的反思，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逻辑中的本体论承诺，逻辑究竟是什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逻辑哲学研究》以作者近十年所发表的有关逻辑哲学的5篇重要论文作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