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与地方文化丛书：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是对宋元明时期朱熹后学群体研究的学术著作，是《朱子学与地方文化丛书》中的一部。著者利用学术史和社会史互补的研究方法，以地域、家族与学派的关系为视角的研究范式对江西朱子后学群体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有利于理清朱子学的发展、成熟与传播的历史。

理性、非理性问题同哲学基本问题一样，是重大哲学理论问题；是精神领域或精神哲学或心灵哲学基本问题。《理性-非理性批判：精神和哲学的历史逻辑考察》从理性-非理性这一人类精神内在矛盾，或对立同一出发，在西方广阔文化背景及其发展历史长河中，揭示人类理性非理性同这些外在哲学和文化形式，主要是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精神同外在文化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不同阶段，显现的各差异哲学、历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科学、逻辑等，以及那些最著名人类思想巨匠思想或逻辑关系；显现精神发展同外在文化，以及历史社会不同阶段逻辑踪迹或规则。

20世纪末工程哲学的兴起，彰显了哲学研究中迷失已久的人类造物活动——工程——的重要地位。哲学的“进化论转向”为工程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且，进化论在“自然一科学一技术一产业一经济一社会”的知识链中存在“工程”环节的缺失。因此，依据哲学视野研究工程演化观，一方面，有助于对工程有更全面的认识，促进工程哲学的深化和丰富进化论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对当代工程实践中树立新的工程理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工程概念进行多维度的梳理，从哲学层次给予界定，工程是集成与构建人工实在的过程。工程的核心在于集成与构建，本质上是动态演化的。这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然后，从工程是动态演化的观点出发，对工程演化进行历史阶段性考察。根据不同经济时期存在不同的起主导或引领作用的工程，从大的历史尺度将工程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经济时期以手工工具一材料性工程主导阶段；工业经济时期以机器（动力）一能源性工程引领阶段；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化、智能化、综合性工程引领阶段。基于工程演化的历史阶段性分析，提出工程演化的系统观。像自然界不同种类的生物一样，自人类文明形成以来的工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生态”进化系统。作为“物种”的工程演化，是历史上不同“物种”的工程的诞生、成长、繁荣、衰退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更是人的因素参与的结果。其中，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消耗，社会需求及科技进步是工程演化的基本动力。从工程“造物”与“用物”的总体发展趋势看，“造物”方式（工具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用物”方式（工程建造的人工自然系统运行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彰显了工程演化系统在一定边界条件下的“自组织”倾向。工程作为“个体”，是人们有目的地集成技术性要素和非技术性要素而建构的人工实在，在建构与运行过程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知识流）的交互作用，使之形成开放的、动态的、非均衡的、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系统。从系统内部各个集成要素（组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程建造的人工自然系统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开放性与动态性、非平衡性与非线性、“涨落”性与耦合性、适应性与选择性等共性，在一定边界条件下具有自组织能力。从系统与外在环境的联系看，工程建造的人工自然系统总是处于一定外在环境中演化的，并在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外在环境作用和选择下获得适应性。因而工程演化又是基于环境适应性的他组织过程。从工程创新的作用来看，工程创新是工程系统适应性的“打破”，一方面，工程创新使得原有的工程系统失去适应性逐渐退出或被淘汰；另一方面，工程创新“壁垒”和“陷阱”的克服和解决（新的创新），又促成新的适应性。工程建造的人工自然系统，正是在“选择获得适应性一创新壁垒与陷阱一退出或淘汰一工程创新一新的适应性”这一循环中不断演化的。工程演化的系统观研究，展现了工程对产业、经济社会的微观性联系，对我国当代工程实践有重要启示：要树立“自然一工程一社会”和谐发展的工程理念，既以自然的规律性为本，又要以人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为本；加强工程创新，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程的生态化，相关利益主体应该在工程生态化过程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我国可谓方兴未艾。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哲学工作者对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对海德格尔、埃吕尔等技术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介绍与反思，有关著作及文献颇丰。但相比之下，对西方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略显单薄。西方技术哲学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我国的技术哲学与其差距到底有多大？可喜的是，随着技术哲学在我国的研究日益深入，有一批技术哲学工作者致力于对国外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介，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技术哲学的主要流派，如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理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等理论，其思想渊源、理论轮廓越发清晰。目前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一大动态是，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从近一两年的技术哲学专业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可窥见一斑。因此，《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博士文库：伊德技术哲学解析》作为美国技术哲学界领军人物、现象学技术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唐·伊德（DonIhde）理应进入我国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对其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是必要的，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伊德的技术哲学思想可谓包罗万象，作为一位现象学家，其技术哲学与现象学是水乳交融的，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将伊德的技术哲学区分为技术现象学、工具实在论、技术文化观和赛博空间与体现现象学几个方面。技术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作人一机关系现象学或工具现象学，是伊德技术哲学理论的基石，为其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开创了基本路线和发展思路。伊德的技术现象学探究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着眼于人类经验和知觉的变化过程，确立了技术人造物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所发挥的居间调节功能。伊德认为，当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技术体现的，仪器是技术体现的居间调节者和沟通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界面。伊德的文化观主要围绕着文化嵌入技术的方式，其主要目标是展现一种观察技术的体现视角，其中也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宏观知觉领域。在伊德的视野中，技术被看作一种文化的工具，它是非中立的，也是深深嵌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的。伊德认为，文化是具有影响性的，它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并决定了技术的功能。伊德从赛博空间体现与非体现的争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赛博空间不仅需要体现，而且赛博空间的建立与发展无不是以人类体现为根基的，而现象学的身体理论又为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背景，这便形成了赛博空间的体现现象学。将这种现象学扩展到技术哲学之中，伊德又探究到技术与体现的关系，这种研究既开阔了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又揭示了技术哲学与现象学的历史渊源。

在《知识之锚》中，作者做了三件事：其一，沿着从弗雷格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顺序，在刻画他们关于知识与逻辑的哲学思想之主要方面的同时，勾勒出一条通向一种维特根斯坦式先验哲学的思想脉络；其二，分析康德式先验哲学处理怀疑论问题的策略，在此基础上，论证维特根斯坦式先验哲学在避免康德策略的困难的同时，充分发展了后者应对怀疑论的潜力；其三，在维特根斯坦式先验哲学的基础上，给出一种比德罗斯版本的语境主义知识论更好的语境主义知识论。不同于专门的哲学史研究，本书尝试带着哲学的问题取向审视哲学史，从而公正地对待先哲的思想。

《重建现代实践哲学：兼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人的思维方式是互动同构的。笔者以之对现代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中西方传统和现代实践哲学进行了梳理和比较，试图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实践的精神生命的创造性和超越性这一优秀传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现代实践哲学的非超验的现实性和建构性，对我们重建现代实践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对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更多地强调精神活动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辩证法·范畴与现实》为学部委员论文集，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辩证法·范畴与现实》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理论阐发的哲学思想，另一部分是以当代中国现实为基础所论述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辩证法·范畴与现实》既是对辩证法范畴的探索、研究和阐发，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思考和感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多元信仰之声音》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深泽乡仰头村的“炼火”仪式为研究对象，从仪式中音声切入，把音声置于其仪式信仰生存环境中，探究音声与仪式、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建构炼火仪式的“音声民族志”。本书通过口头叙事、民间书写和现场实录三种田野文本的比较，仪式音声声谱的分析与阐释，以及信仰仪式中音声与传统中国宇宙观相互关系的探讨，理解音声的意义及内涵，从而获得对个人一社群的深层认知。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他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的科学”。特拉西的观念学试图以科学的方式重建整个知识体系。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论研究，它还是“理性政治学”，特拉西的观念学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以实现人类的解放。最初特拉西的想法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拿破仑宣称，“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真正自由、公民平等和国家代表基础上的共和国，我们应该拥有”意识形态这门科学。但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差异，特拉西与拿破仑发生了分裂，在拿破仑那里观念学也因此成了一个贬义词，拿破仑轻蔑地称特拉西是“意识形态家”、“险恶的形而上学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拿破仑认为，意识形态“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理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学上面”，而不是基于现实的和历史的教训，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至此，意识形态就染上了玄学的恶名，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书系·论问题学：哲学、科学和语言》一书初版于1986年。2008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论著，适逢西方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背景使然，我首先是从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伦理观角度去理解问题学哲学的。这种解读本身就有了一些新意。我一向不愿意局限于仅介绍别人的观点，总希望自己有一些新的进展。于是就希望从问题学哲学扩展到对人类理想的伦理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课题。梅耶的哲学语言很难，笔者因为有阅读哲学著作的积淀，译得很快，五个星期就译了13万字。回国后因忙于我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经典法国文学史翻译工程”的开题以及开题后引进版权合同的准备和与国内20位同仁的合作协议的签订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