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溯往

　　我唯一的完整学历学徒生涯纪程学习做出版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在追求特色中前进开放·品格·服务——纪念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五周年三联书店六十周年时的一些感想几十年前的往事一份常常引起争议的刊物一部分人的刊物一场神经病天天“谈情说爱”我的“黄金时期”过去和现在的“三结义”有思想的出版家我的宽容和不宽容《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万有文库”——让中国跟上世界关于《书趣文丛》“第一推动丛书”推介推介《纽约客书林漫步》推荐《达尔文全集》寻觅知己——《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十年文萃》序推荐万圣书园爱“国林风”的一个理由两只羊的交往开文化卡车的扬之水于愿足矣！七十岁幼！纽约访董鼎山小记怀念董乐山兄读李小记“废物利用”小董、大董和老董为“索引派”呐喊助威鼓励学生编书肉食小记跋：永远的追随者

　　沈昌文，男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从1945年3月至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主要著作：著有《阁楼人语》，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沈昌文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一辈子干文化工作，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当编辑有个习惯，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凭自己的经验，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然后就有话好说了(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还给他出过书，效过力，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 但是，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小学，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说自己自幼失学，也对。可是，同龄人中，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为了向党“忠诚老实”，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要是把小学、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大概有二十处吧!
   前面说过，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想学一些技能，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上海人叫它们“野鸡学堂”)里瞎混，如是而已。不过就小学说，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现在更名为上海闸北区中心小学。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那里全讲宁波话。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对这十分不满。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就要我转学。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凭我们身份和家产，当然进不去。怎么办?幸好，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大写”，即文员。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职工子弟，优先免费入学。为了办这手续，我更名改姓。原名：沈锦文，现在改名为王昌文，因为这亲戚姓王，他的孩子排行都是“昌×”。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为了进这小学，从此姓“王”。不仅此也，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棚户”，属“野蛮小鬼”之列，开口闭口要说“触……”。我记得，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进这学校，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免得露出土气。
   小学六年，平稳度过。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但我做不到。原因很简单，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多是陈先生在南京办的一所师范学校来的)。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谆谆教学。过不多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让我退学，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沈。从此，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我就叫“沈昌文”了(恢复原姓，名字就不恢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