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刘裕，是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他称帝后，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减轻赋税，振兴教育，倡导读书学习之风。他颁发的与臧焘敕，便是其整顿时弊，加强教化，崇尚尊师求学的例证。清代著名书家昊让之曾篆书这篇敕文。一九三七年，日本国三省堂的《书苑》杂志第一卷一号至九号分别连载过何蝉巢氏收藏的这件书作，且是彩色印刷。迄今，在我国一直未见此件书作彩印本。为此，编者将其彩印出版，供广大读者欣赏。本套丛书，书法作品均辅以释文。释文保留部分异体字、音借字、俗体字，以保持书法作品原貌并方便读者学习临写。

宋代家具深入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架结构造的营造方式，对家具的形制、榫卯结构做出调整和创新，从而构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和梁架家具结构体系。明式家具在宋代家具的基础上实现榫卯结构的合理化、制作的精细化过程，家具品种完备，制作工艺达到了历史**水平。《宋韵明风（宋明家具形制与风格）（精）》通过文物实例和传世画作中描绘的家具，进行深入的解析，从而对宋代家具的演进和明代家具的继承和创新做具体形制与风格的研究。

张岱（一五九七-一六七九），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寓居杭州。张岱出生仕宦世家，在其《自为墓志铭》中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妤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可谓纨絝子弟。作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凭着对传统经史子集的博闻强识，撰写了《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等绝代文学名着。或以为其人生充满乐趣，然张岱的一生也充满了困顿。张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奸臣当道、内忧外患，家境贫困又屡试不第，使他这位才高命舛之人不得不纵欲于声色，纵情于山水，仿佛在风花雪月、山水园林、亭台楼榭、花鸟鱼虫、书画丝竹、饮食茶道、古玩珍异中才能找回真正的性灵解放。这也决定了他的绝代名作的艺术价值。

本书所收录内容为浙江大学所藏金石拓片以及与金石相关的古籍，书中试图通过所展作品来梳理中国书法史的演变；本书将对每件展品进行细致的研究，其中包括每件展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短文各一篇，从作品本身之制作、使用以及艺术的角度，构建出完整的书法史发展序列。除此之外，本书亦对相关的文化衍生活动进行梳理与重建，如对古代礼制的重建，此举使得拓片大量印刷以进入文人生活，使得拓片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实际范本。

本书一共包含八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长久以来，有关艺术品的价值来源存在着内部论和外部论的争论，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被归为了外部论的阵营。艺术社会学家贝克尔更是坚定地持这一立场，他从“艺术世界”的视角论述了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中被构建起来的。在布尔迪厄看来，艺术品的价值是在艺术场域中被构建起来的。然而，他试图利用“资本”的概念来囊括内部论和外部论这两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内在属性还是外在评价，都可以被转换为资本在场域中流通。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依靠资本获得有利站位，场域中的各方关系形成了决定艺术品价值的法则。那么，艺术品的价值是否可以衡量呢？又该如何衡量呢？第二章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迪基为了弥补艺术体制理论偏向于外部评价的遗憾，设计了“艺术比较矩阵”，试图通过给艺术品的内在属性打分的办法来比较和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高低。文化经济学家则另辟蹊径，他们将艺术品的价值分解为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又认为价值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形式，他们或许认为将大的目标分解和细化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经济学中的条件价值评估法通常会用于评估文化遗产的非使用价值，但并不适用于艺术品价值的衡量。衡量艺术品价值的问题似乎只能依靠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方法。在第三章中，本书试图以布尔迪厄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在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中艺术品的价值是如何被构建的。艺术品受到艺术场域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当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中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协商和交换时，艺术品的价值也会被相应改变。受到阿帕杜莱的价值锦标赛理论的启发，本章认为画廊主处于场域的核心位置，他们使得静态的艺术品拥有了动态的社会生命。通过画廊主与艺术博览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们的资本交换和协商，艺术品的价值也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塑。第四章是本书的研究背景。要讨论艺术博览会，必须先要讨论艺术博览会所根植的土壤，即艺术市场。本章首先分析了西方成熟的艺术市场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将中国的艺术市场的现状与理想中的艺术市场进行比对，总结出中国艺术市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梳理了中国艺术博览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且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新兴艺术博览会”而非“传统型艺术博览会”。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本章选择了第11届艺术北京博览会作为单体案例进行质性研究，讨论了为什么要选择单体案例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选择“艺术北京”作为案例的原因。案例研究法通常还需要结合其他的研究方法。本章还介绍了如何利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质性访谈法来进行数据收集，以及如何使用Nvivo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第六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案例分析部分。本书所涉及的艺术博览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画廊主、媒体、批评家、美术馆人员和藏家。第六章主要讨论了艺术博览会的组织者与画廊主的价值协商过程。一方面，讨论了组织者针对画廊主所采取的一些行为，包括针对画廊主的一系列审查，以及从空间和时间上对画廊主进行分级。审查和分级策略能够赋予一部分画廊主更多地获得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机会。另一方面，讨论了画廊主针对组织者所采取的一些价值协商行为。一般来说，画廊主的级别越高，协商的权力越大。第七章分别讨论了画廊主与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以及画廊主与画廊主之间的价值协商过程。所谓的“传统型中间人”——媒体、批评家、美术馆策展人、藏家—在艺术博览会的场域之外也在持续地对艺术品的价值产生影响。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艺术博览会这个特定场域时，他们又会与画廊主产生怎样的交集，而他们会对画廊主、艺术家和艺术品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这里，价值协商的时间范围不仅仅指的是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始的那短短几天，还包括在其开始之前的准备阶段和结束之后的收尾工作。第八章着重讨论了艺术博览会对于艺术品价值的影响。第二章曾提到前人为试图衡量艺术品价值所作出的努力。由于美学和文化经济学都没有提供一个较好的衡量方法，本章试图从社会学的方向做出一些尝试，目的并不在于找到一个量化艺术品的价值的方法，而是试图寻找艺术品在生产、分销和消费过程中，到底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将资本传递给艺术品，从而提升它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并尝试着将视线聚焦于艺术博览会的场域来构建一个艺术品的价值模型。在结论部分，首先对于之前提到的研究发现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次从现实的层面反思了中国艺术博览会机制的现状和中国艺术市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最后还对将来一些可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思考。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陶瓷堪称其中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早在距今约两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制陶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非常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在距今约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我国已能烧造原始瓷器；到了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又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这是我们祖先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从红陶、灰陶、彩陶、黑陶、白陶到原始瓷、青瓷、黑瓷、白瓷以及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瓷和色彩缤纷的釉下彩、釉上彩瓷等，体现出中国陶瓷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堪称世界工艺史上一大奇迹。中国陶瓷自唐代以来即大量远销海外，其优秀的制瓷技术和辉煌的艺术成就，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陶瓷生产均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无愧于“瓷国”之称号。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建筑及其收藏品基础上建立的中国非常大的综合类博物馆，在所收藏186万多件文物中，陶瓷类文物完整器约占36万件，而且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宫廷旧藏，可谓自成体系，流传有序。特别是经过几代专家的研究鉴定，使故官博物院的陶瓷藏品具备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次改陈从中遴选出约1000多件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按时代发展顺序和使用功能分17个主题予以展示，力求反映中国陶瓷约8000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供观众朋友欣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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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上海有正书局曾出版过许多碑帖，其中有一本刘鹗收藏的宋拓《集字圣教序》。此本后有董其昌、王铎、刘铁云三人题跋。董其昌称道：“此本纸墨奕奕，神采焕发，宋拓中致佳，临池家宝之。”明朝崇祯十三年，受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王铎，在即将离开北京赴任时，在拓本后题款，称赞此本：“兹帖宋拓之精者，他刻皆执珪趋拜于其下。”这一藏本出版后不久，拓本便流入日本国，为三井文库收藏。此本虽曾在日本国出版过，但未印出题跋。《名碑名帖传承系列》编者将这件拓本彩色精印推出，并将题跋附印于后，供读者鉴赏。《名碑名帖传承系列》丛书，书法作品均辅以释文。释文保留部分异体字、音借字、俗体字，以保持书法作品原貌并方便读者学习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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