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形成史》是关于中国戏剧史的专著，作者运用发现的唐宋杂剧、金元院本方面的新材料及大量的已知的材料，对杂剧发生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杂剧”观念的演化、宋代杂剧演化机理、脚色的由来及其意义、官本杂剧与金元院本剧目考释、剧目的分类与方法论意义、元杂剧的表演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对“斫拨”、“则剧”、“合生”等戏剧史中的难题作出了新的诠释。《杂剧形成史》提出的新理论——“类群理论”，是作者的研究课题及获奖项目，对杂剧的形成作出了新的形态描述和理论阐释，为戏剧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此课题被评为国家社科项目优秀成果，相关的著述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具备一定学术水平的著作。此外，《杂剧形成史》采用的“表演转向”的研究路径，从中国民间表演伎艺的“格式化框架内的套袭与变异”这一方法去考察戏曲发生与发展的路径，也颇具新意。

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翻案剧创作是值得关注的。既成定论或一般习见谓之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成见定论，如果把这些习见定论看做对历史事件的定案，那么，提出对习见定论的不同意见或完全相反的见解，就谓之“翻案”。翻案剧是指通过戏剧的表现手法，从异于传统的新的角度和立场，在质疑前贤和时贤观点的基础上，彻底或部分否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传统观念的定论，并解构这些定论；或者避开原有定评的标准，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及现象，并赋予其新的形象内涵、新的意义。一般的，文学研究界和戏剧界就习惯性地把这一类历史题材的戏剧称为“翻案剧”。纵观中国现当代剧坛，翻案剧分为三个时期：1919年～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和新时期。翻案剧的对象是：美人、帝王和臣子。本文着重于对中国自1919年以来的现当代“翻案剧”进行梳理，从新中国成立前王独清的《杨贵妃》，徐葆炎的《妲己》，宋之的的《武则天》；到新中国成立后曹禺“要擦干王昭君脸上泪水”的《王昭君》，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蔡文姬》，时至今日对于曹操这一历史人物仍是敷衍种种：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一直到当代魏明伦的同名川剧，同一人物何以得到如此众多的剧作家不厌其烦的诠释，对历史上已经定性的人物、事件重新审视反反复复。本文从翻案剧创作的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文化心理解读此类剧作，应用戏剧思维正确理解“翻案剧”。凡此种种，本文试图从对翻案剧的梳理、回顾和反思，了解在翻案剧创作的别样视角下历史人物的生命状态，以及翻案剧给我们当代戏剧创作带来的新鲜血液。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目的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促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全国高等学校从2006年秋季起普遍设置公共艺术课程，作为限定性选修课程。公共艺术课程与其他公共课程一样，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它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配合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包括《艺术导论》、《大学音乐鉴赏》、《大学影视鉴赏》、《大学戏剧鉴赏》、《大学美术鉴赏》、《大学书法鉴赏》、《大学戏曲鉴赏》、《大学舞蹈鉴赏》，共八本。该套教材在编写原则上，一是适当考虑各艺术门类知识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在教材整体框架的设计上，将各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经典作。品按其内在的逻辑架构反映出来，做到整体结构科学合理，各艺术门类知识完整；二是充分考虑非艺术门类专业学生的接受能力，也就是说，教材的编写切忌过于专业化，力求做到专业知识通俗化；三是教材以讲座的形式呈现，做到深入浅出，有一定的可读性，使学生喜闻乐见。这样，以期广大学生通过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和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提高感受甍、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论中国戏曲及其他》前面部分是关于中国戏曲方面的论文，后面部分是有关中国古代诗文的一些论文，当中还选了少数赏析性的文章、书评与序跋。作为王（季思）门弟子，作者秉承衣钵，治学谨严，在中国戏曲与关汉卿研究诸方面，发掘新意余蕴，钩玄析疑，真知灼见与隽思妙语，时见其中。

本书帮助你正确分析自身条件，如：基本条件、自然体态、化妆、发型及如何搭配服饰修饰自己，从而发掘你自己独特的气质形象。详细描述如何能得到模特经纪公司的青睐和如何建立自己的职业模特生涯。你将一步一步学到如何整合你的个人资源，从向大众传媒推广你的技能和能力开始，到最终如何被人们接受并获得成功。无论你是什么类型的模特，或者正在计划从事模特行业，本书所有呈现的内容信息都非常具有实用性，你将会从中寻找到答案。

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　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延，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它的意义。戏曲研究之新学科次后应运而起。他的《宋元戏曲史》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它全面考察，追根溯源，回答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形成、中国戏曲文学的成就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使元曲这一瑰宝重放异彩，并为今后的戏剧史研究指明了道路。

中国话剧诞生于20世纪初的大变革时代，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话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个性。中国话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里有着多样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特色，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对现实社会有着深切的关怀。今天，话剧艺术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独特的影响力。近年来，已有不少中国话剧史的专著相继问世。在此基础上，上海图书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组织历史文献中心“上海年华”项目组成员，从大量馆藏历史原照、近代出版的书籍、期刊、报纸以及戏剧说明书等文献中选取500多张与中国话剧相关的历史照片，进行系统的编辑、整理和研究，推出了《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一书。《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涉及范围从19世纪晚期话剧萌芽时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近百年。全书共分三部分，分别以西方戏剧的传入和影响、文明戏兴衰以及现代话剧前进之路等为题，反映了中国话剧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的历史进程。《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文献丰富，图文并重，采用以史统图、以图叙史的叙事模式，许多史料和图片均是首次披露，弥足珍贵。《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的出版是对馆藏历史文献进行深层开发的有益尝试，今后将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的形式陆续出版反映馆藏专题文献的著作。

由王宗敏编著的。《京剧名家名段唱腔赏析》是一本供广大京剧爱好者学习、欣赏京剧唱腔艺术的导读本。书中介绍的五十段京剧唱腔都是几十年来广为传唱、久盛不衰、为大家所熟悉的经典唱段。作者根据剧情和人物的特点，对唱段逐一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中还加入了作者自己的艺术想象，有的用文学性的描述引导读者体味唱段中那高歌笑语、手舞足蹈的欢愉；那仰天长啸、俯首低吟的感慨；那捶胸顿足、恸哭悲泣的哀痛；那呼天抢地、缠绵悱□的情愫，使这些熠熠有神的人物形象一一出现在我们眼前。

《鸿影莲香集：京剧漫谈》以科学家的严谨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以思想家的深刻和睿智的目光，以诗人的率真和坦诚，以艺术家的勇于创新与浪漫主义情怀，就我国京剧事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振兴、发展与繁荣的问题，进行了多种层面、多种角度的观察、探索和思考。作者虽系梨园行外人士，却以论文、随笔和小品的形式，直抒己见，其见解多有独到的创获。相信《鸿影莲香集：京剧漫谈》对于我国京剧事业的未来与发展，将会有所裨益。

在北京这个阴雨绵绵的夏季编辑这部文集，就像在检视自己走过的一段人生和学术道路。 我从2004年接受中国戏曲学院的邀请，调入这所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戏曲艺术大学担任特聘教授，主要任务就是从事京剧学研究并担任这一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对我而言，这是新的挑战，它促使我更深入和具体地思考与探讨京剧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规律。京剧固然是我此前对中国戏剧做整体研究时特别关注的剧种，但它毕竟只是中国戏曲数十个主要剧种之一，我关注京剧，是因为对戏曲整体的研究必然会涉及诸多与京剧相关的问题；但是现在，京剧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当我从整体上研究和思考戏曲理论与现实问题时，我会给予京剧一个更突出的位置，更多地以京剧为研究和思考的核心内容。 京剧学的学科建设将是一个艰难且漫长的过程，我把多年来撰写发表的与京剧相关的文章编成这个集子，是想借此说明我个人在京剧学的研究道路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这些文章长短不一，多数是直接探讨京剧问题的，也有些虽非纯粹的京剧研究，但是都与京剧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有密切关系。一些文章在发表时就受到同行的关注，引起过一些讨论，并成为京剧研究领域内令人感兴趣的前沿话题。现在我以这种集中的方式，将我对京剧的认识与思考呈现给同行以及更多读者，期望能得到更多关注，听到更多批评。 我已经听到许多批评。多年来，我坚守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立场引发了京剧界和整个戏曲界的许多争论，而我之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的精神支持，就包括王元化先生有关京剧重要而精辟的著述。所以我特地托上海的翁思再先生拜请王元化先生为拙著题写书名，王先生欣然允诺，令我十分感动。我还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让我有机会为京剧学的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或者还能对京剧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但京剧盛衰，所涉变数太多，远远不是我等书生所能左右，以学者之立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恰好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天命”既不可违，剩下能做的，就是恪尽“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