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

　　法律人类学，是介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问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近年来，无论是法哲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研究，都对法律人类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之不相适应的是，许多人对这门学科缺乏足够而确切的了解。作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法律人类学是传统法学和传统人类学在外延上的“扩张”和“互渗”。它主要是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来探讨人类早期的法律制度在不同文明个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法律的动态性研究等问题，后来又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法律制度、社会秩序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对于传统法学而言，法律人类学不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而且提供了一套别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思考进路和研究方法。本文仅就西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学术发展和研究特点等进行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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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1748）
萨维尼与《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1814）
斯宾塞与《进化的假说》（1852）
梅因与《古代法》（1861）
巴霍芬与《母权论》（1861）
摩尔根与《古代社会》（1877）
马克思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
恩格斯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加罗法洛与《犯罪学》（1885）
弗洛伊德与《图腾与禁忌》（1913）
韦伯与《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1921）
穗积陈重与《法律进化论》（1927）
马林诺夫斯基与《原始社会的犯罪和习俗》（1926）
霍贝尔与《原始人的法》（1954）
瞿同祖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1948）
布朗与《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
利奇与《缅甸高原的政治体制》（1954）
恪拉克曼与《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与仪式》（1965）
穆尔与《准自治领域的社会控制》（1978）
弗里德曼与《法律制度》（1975）
胡克与《法律多元主义》（1975）
布莱克与《法律的运作行为》（1976）
昂格尔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1976）
塞尔兹尼克、诺内特与《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1978）
川岛武宜与《现代化与法》（1994）
恪尔兹与《地方性知识》（1983）
梅莉与《法律多元主义》（1988）
杜赞奇与《文化、权力与国家》（1988）
苏力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