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有二，一刻于山东掖县东南云峰山摩崖，俗称《郑文公下碑》；一刻于天柱山崖，俗称《郑文公上碑》。上碑字小，字多漫患，难以辨识；下碑字大，且多完好，通常所谓《郑文公碑》著即此。《郑文公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剌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北魏永平四年（511）刊立。郑文公，郑羲称号，故别名《郑羲碑》。碑文内容为郑道昭颂美父德之文，书作者虽不能确定，但自清代以来，均推为郑道昭所书。《郑文公下碑》自清工发现以来，颇受艺林推重学习者亦多，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遵墓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所谓［云鹤海鸥之态］，指基字撇捺开张飞动，如云鹤之高翔、海鸥之低回，迁延络绎，一派自然。包氏还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日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所谓［篆势］，指其用笔多圆，而提按轼重变化不明显，汉以后摩崖刻石大都类此，系不期然而然的艺术效果。至于言［措画本《石鼓》］，北朝时《石鼓》尚未出土，显然出于想象附会。所谓［分韵］，即八分隶书的体态，多残存于北朝碑刻楷书当中，非本碑所特有。至于［草情］，乃因于本碑书额［荧（荥）阳郑文公之碑］七字后有一个［草］字，遂为捕风捉影之说。

书法，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习书法，临习传统碑帖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举不胜举的名迹法书、书法精品。苏轼（公元一○三七至一一○一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诗、词、文、书、画皆堪称一派宗主，是历史上罕见的艺术全才。他一生宦途坎坷，然忠贞耿介之性不改，达观乐天，豪气长存，为有宋一代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东坡书法酣笔畅，姿意狂放，大气磅礴，信手变化，不求姿媚于笔下，但肆雄杰于豪端，贯忠直耿介、浩荡雄辩之气于字里行间，故纤浓郁茂，英气逼人，表现其学识渊博，天赋过人，敢于冲破前人樊篱，另辟新境的革新精神。现将其代表作《醉翁亭记》、《归去来兮辞》、《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放大，明显泐损之处略加修正，意在给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收藏、鉴赏、临摹和揣摩研习之佳本。

片断：流传在汉口、洪湖一带的“汉绣”，虽也来自民间，但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提高，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和风格，并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工场生产而逐步专业化。这些出自绣局或绣铺的绣品以大件见长，如寝被、抱服、戏装、寿幛、屏风等。有的盘金银线、上片金，雍容华贵，和植根于民间的刺绣有较大的差异。绣花枕片在湖北随处可见。过去使用的枕头，呈长方形，内置棉絮、谷壳之类充填物，两端绣花，四片为一组，常以“渔樵耕读”、“梅兰竹菊”等为题，以求相互对应。“油搽”是日时妇女梳头搽油的护发工具，为每日必需的生活用品。圆形居多，大小约2寸见方，用吸水性强的去脂棉纱制成，上绣花纹下沾油。因其小巧玲珑，便于绣作，深受村姑农妇喜爱。她们倾其所能，在油搽上争奇斗艳，以展示自己的手艺。绣花鞋垫以红安最多最好。过去农村人都穿布鞋、布凉鞋或草鞋，垫上一双鞋垫，又舒适又吸汗，因此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红安民俗，姑娘出嫁前要绣上多达数十双的鞋垫，择其最好的给意中人作信物，余为嫁妆，图案以喻意男女媾合、夫妻恩爱较为普遍。披肩在鄂东称为云肩，是中国式的“婚纱”，为殷实人家雇请绣工精心制作罩在新娘礼服上的装饰品。披肩为一块块的绣片用珠线联结而成，正面或反面开口，绣片下接彩带，带端系铃。新娘穿戴起来极显华丽，走动摇摆，彩带抖动，铃声清脆，给婚礼增添热闹气氛。布贴亦称补花，是刺绣的一种形式。它利用做衣被剩下的边角碎料，在底布上拼成各种图案，先用浆糊贴牢，再用针线沿着图案纹样的边锁绣，将其固定。鄂东南阳新一带农村姑娘出嫁，大都随身携带一个别致的“布角包”，内装缝制嫁衣嫁妆时余下的各种布头。过门后，利用空闲时间为未出世的小宝宝缝制布贴衣物、抱裙、涎兜、鞋帽等，不用花多少钱，而且做出的东西漂亮结实耐磨。布贴独特的刺绣制作方式，使它更注重整体的布局和变化，不拘泥繁琐的细节。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民间刺绣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保持着楚文化的传统。楚人崇凤，故民间绣品中的凤凰姿态万千。有的雄健威武，有的轻盈飘逸；硕大的冠，五彩缤纷的羽毛，一尾、二尾、三尾，甚至无尾，全凭艺人以浪漫遐想，信手拈来。用于喜庆场面的民间绣品，多取大红或深红底色；而日常生活用品，则多取黑色或深蓝色。这固然是从实用出发：红色吉利红火，黑色耐脏耐用，但也与楚先民偏爱红、黑两色的传统有内在联系。后记：后记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湖北省民间美术作品展览在文艺界引起积极反响，改变了一些人认为湖北民间美术缺乏个性的印象。随后，这些展品作为中国长江流域文化的优秀代表，又在多国展出，深受欢迎。为弘杨民族文化，将这些瑰宝整理出版，供人继承、研究、借鉴，1995年起，由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湖北省文物总店共同组成的编辑班子，对省群艺馆、省文物总店的收藏进行了精选拍摄，并深入有关地、县及山乡调查，重点对木雕、竹雕、石雕（主要是利、保康的墓碑石雕）、砖雕、皮影及其它品类部分散件作了在此过程中，得到恩施、利、咸丰、来凤、长阳、远安、保康、通山、通城、麻城、红安、仙桃等地、市、州、县文管会、博物馆和文化馆、站的支持与协助。拓片由柳长武先生提供，张朗、殷象一、张兴文、余绍青、鲜鲁林等先生提供了文字资料，余亚万先生拍摄了部分图片，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前言两千多年前，湖北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活动中心，孕育了包括编钟、漆器、丝织艺术在内的璀璨夺目的楚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湖北民间美术受其影响，保留着想象浪漫、情感炽烈、造型奇异的显著特点。楚人有崇凤的习俗。故湖北民间美术品中，不论是木雕石雕，还是刺绣剪纸，处处都有凤凰的身影：有的若锦鸡，有的似山雀，有的如雄鹰，有的像孔雀，一尾、二尾、三尾、五尾，甚至无尾，怎么好看怎么画，姿态潇洒活泼，这全凭艺人以丰富的遐想，信手拈来。湖北民间美术偏爱用红、黑两色。如刺绣枕片、鞋帽等多用红布作底；挑花等则以黑色为衬。红色喜庆洋溢，鲜亮明快，充满活力；黑色深沉、玄奥，具有神秘感。这与楚人尚赤、喜巫的爱好十分相似。湖北民间美术在造型上十分生动奇异：两只鸟可以组成一个“太极”；也允许虎只长两条腿，或两只虎共一个头；威武的龙有时长着一条鱼的身子，又有时缩短躯体，成为一截棒棒。湖北民间美术地域特点鲜明。如剪纸绝大多数以刀代剪，其作品主要用于绣花花样，这是与北方剪纸最大的不同之处。故湖北剪纸制作讲究线条流畅、细致精巧。再如江汉平原的皮影以牛皮制作，高2尺有余，人物圆厚结实；而鄂西北的皮影高仅8寸，多用驴皮制成，与陕西、甘肃风格接近，雕工精美，衣着华丽。为便于研究，本画册按民间美术品的制作材料和工艺手段分类，在取舍上不求其全，但求其精；为求其精，在搜集中又尽量广泛全面。在编稿设计中，强化特色，突出个性，并对部分作品予以局部放大，增加画册的实用价值。一些出土的陶俑、青铜器，虽然也来自民间，但远离当今老百姓的生活，既无人传承，也不再使用，事实上已属于文物的范畴，故未收录；相反，一些在清朝、民国时期生产的民间美术品，虽年限上已具有文物性质，可它们还在生活中流传，为群众熟悉和喜爱，所以仍将其编入。鉴于编者水平，不足及错误之处难免，望读者指教。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收集，囊括了从商代至近世的历代印章，从印谱的分类上则可以说是诸类印谱的综合。我们知道由于印章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编辑印谱的动机并非出于相同的立场。例如60年代罗福颐先生集辑《古玺汇编》就主要出自考古学的立场与之不同，《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虽然必须借鉴和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对印章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着眼于“印风”——即印章的艺术风格，因此它的视角主要是从艺术学的立场出发的。在元代之前的实用玺印分类中，我们注意到了两条必不可少的线索。一是时代顺序之线索，二是艺术形式之线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诸种实用印章所具有的艺术形式的因素，如印章用途、印章形制、印章制度；入印的文字差异、地域的差异；印材的差异及不同的刻制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着印章艺术形式的不同，决定着印章艺术风格的变异。并且因这两条主线索与诸多决定形式美的因素交叉影响，形成了实用印章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为此，如何以艺术形式来确定艺术风格的分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课题。同样，欲清理元、明、清以来流派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类型，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代表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因此必须拂去时代尘埃的覆盖，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关于印人的流派归属与界定、印风的形成与变化，都需要史料和印作图版的支撑，尤其对于那些流派篆刻艺术史L模糊不清的问题更是如此。鉴于《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特殊视角和分类方法，我们希望在其编辑过程中对现存的许多问题有所清理并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以使人们对各时期印人、流派的印风有一明晰的认识。出于对历史上印章文化的全面观照，《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还十分注意民间用印的收集和整理，诸如历代印匋、元代押印、以及明清青花瓷器押印等等。以使读者。厂解历代印章发展中的另外一侧。概言之，《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是以艺术风格的分类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因此我们期望其不仅对研究篆刻艺术的专家来说是一套有价值的史料图谱，也期望其成为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们有价值的艺术资料和学习范本。从中既可看到各时代、各流派不同印风的代表作品，了解印风的形成与盛衰，也可以看到流派的承递与篆刻家的成长之路。

《道因法师碑》，全称《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刊立，李俨撰，欧阳通书，范素鐫。楷书，额[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楷书，额字小者以此为最。碑大体完好无损，今藏西安碑林。宋拓本四行[师]、十一行（冰）字未残，存世有台湾故宫藏王良常跋本、北京故宫藏翁方纲跋本，日本影印王跋本，文物出版社影印翁跋奉。欧阳通，字通师，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欧阳询第四子，生年不详，卒于武则天天授二年（泗年》。宫中书舍人，封渤海县子。书学乃父，有大、小欧阳之誉。董迪《广川书跋》评云：[通笔力劲险，尽得家风]。朱长文《续书断》以为：「虽得询之劲锐，而意态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矣。」按，通早孤，未得乃父亲炙，书法由母徐氏指导，蒐讨父迹，力学不倦，纵有异同，或谓不及，亦自在情理之中。关于《道因法师碑》书法，王世贞《弁州山人稿》评云：「此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意谓瘦骨嶙峋而品格超迈，亦即汪珂玉《珊瑚网》「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气杨士奇《东里续集》「矩蠖森严，意态飘逸，但少含蓄之趣耳」的评说，故以「风霜之气」为喻。叶昌炽《语石》评云：[《果道因法师碑》戈戟森森，锋颖四出，六朝淳古之气，浇漓尽矣。盖能得之《皇甫碑》之险峻，而无《化度》之淳蓄，非善学率更者也。余谓小欧，但传其父分隶法。]前言棱角锋颖四出，正是唐楷初成的状态，欧、虞尚有六朝遗风，而褚遂良、欧阳通已开唐楷之先河，故以「浇漓」视之。而所谓「分隶法气指撇捺外拓翻转有如八分隶书，正是大、小欧阳楷书的共同特征。至于梁峨《评书帖》认为以此碑三较大欧，丑态百出，并无稳适处」的看法，不免偏颇，系不明「质以代只，妍因俗易」之艺术规律所致。《泉生男墓志》，全称《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唐高宗调露元年《啪年》刻，王德真撰文，欧阳通书。楷书，盖篆书「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九字，1921年于洛阳邙山出土，今藏河南省博物馆。该志一字不损，与《道因法师碑》前后相距十七年。此时欧阳通年近老迈，而年愈老书亦愈劲，其字劲险峭拔，直逼乃父。惜前贤无缘得见，不然，于欧阳通书法之评说，必有改观。

书法，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习书法，临习传统碑帖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举不胜举的名迹法书、书法精品。汉礼器碑，全名《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名《韩敕碑》、《修孔子庙器碑》。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刻。隶书十六行，行书三十六字，碑阴碑侧均完好。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乙瑛》、《史晨》合称庙堂三巨制。此碑在书法史上被认为是录书的极则。其笔法继承春秋以来齐国青铜器特色，创纤细而能厚重之流派，清翁文纲推为汉隶第一。其书宽博瘦硬，刻画精美，一画之中提按幅度很大，锋棱若斩钉截铁，极显体势幽雅，有遒劲灵秀之美。现以碑阳和碑阴为主，将碑本放大，明显泐损之处略加修正，意在给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收藏、鉴赏、临摹和揣摩研习之佳作。

书法，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习书法，临习传统碑帖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举不胜举的名迹法书、书法精品。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刻。立于山东曲阜孔庙。凡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为张猛龙之颂德碑。碑额[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张猛龙碑为魏碑中方笔的极则之作，笔意遒俊美，结字茂密整练，斜画紧结，有欹侧之势。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流宕奇特，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初学者宜从此碑入手。

书法，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殿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习书法，临习传统碑帖是登堂入室的必由之路。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源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举不胜举的名迹法书、书法精品。文征明（公元一四七○～一五五九年，），初名璧，字征明，以字行，号衡山居士，长州（今江苏吴县）人，吴门书派的中心人物。文征明书法[力追右军]、[规模宋元]，其行书[仿苏黄米及圣教]，达到[可比肩赵文敏]、[神理超妙]的艺术境界。其书非常工稳，具典型的江南书风。如行书《滕王阁序》，点画精到，结构完美，血脉贯通，笔法稳健，几乎无懈可击。其技法上的完备，足使初学者效法。现将其代表作《滕王阁序》、《答陈汝玉书》帖本放大，明显泐损之处略加修正，意在给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收藏、鉴赏、临摹和揣摩研习之佳本。

董其昌（公元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明朝后期书法家。董其昌为集帖学之大成者，初习颜，继学虞，后上朔晋魏，学钟、王各帖，学古逼真，受米芾影响颇深，渐渐自成一家。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画的审美发展过程中起了导向作用。董书圆劲苍秀，兼有颜骨赵姿，以高超的指腕功夫，使其行、草书作品《闪闪如迅霆飞电》，具有极其古淡、闲适、轻松、淳雅的文人气息。现将其代表作《前后赤壁赋》、《邵康节帖》、《行书诗册》放大，明显泐损之处略加修正，意在给广大书法爱好都提供收藏、鉴赏、临摹和揣摩研习之佳本。

王铎书法取法高古，振衰立懦，复兴书坛，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铎宗法二王，博采众长，陶铸百家，自成一体。行草继承清臣，诚悬遗意，又入南宫之室，魄力雄迈，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诚所谓胸罗万斗，自出新意，力矫积习，独标风骨。其结体遒逸劲俊，纵横取势，字体偏长，随意移位，变化多姿，不落俗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收奇效于意想之外。其章法更是气势夺人，字距紧密，行际错综开合，参差中求平衡，对比中求调和，变化中求统一，险峻中求稳重。如音乐之有节奏，诗词之有韵律，匠心独运。是将书法艺术从“案上观”推向“壁上观”的始作俑者，开我国书法艺术走向展厅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