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五五七—六四一），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仕隋为太常博士，唐贞观初年官太子率更令，充任弘文馆学士，世称“欧阳率更”。《皇甫诞碑》，全称《随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又称《皇甫府君碑》《皇甫君碑》，碑主皇甫诞卒於隋仁寿四年（六〇四），其子无逸追建此碑。于志宁制文，欧阳询书碑。此碑通高三一四厘米，宽九七点五厘米，碑文二十八行，行五十九字，今存西安碑林。欧体瘦劲险绝，法度精严，以《皇甫诞碑》尤为突出。此碑用笔以方笔为主，紧密内敛，刚劲有力，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有魏碑和隋碑瘦硬书风的笔法特点。字形瘦长，取纵势，章法舒朗，是临习欧体的范本。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行书，册页装，三开。首为清人绘白描观音大士像，尾有清人绘白描韦陀像并明王樨登跋，清张英题签，清张照、汪由敦、励宗万等人跋。每单开纵二八点八厘米，横一。点八厘米。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有“炼雪鉴定”“晴岚居士”等印。乾隆时入内府，有乾隆帝、嘉庆帝、宣统帝藏印。原为手卷，入清宫后改为册页，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着录于《秘殿珠林续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作系赵氏写赠中峰和尚者。中峰法名明本，号幻住、幻庵、中峰等，元代高僧，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广惠禅师。圆寂后谥普应国师。中峰小赵孟頫九岁，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自北朝以来，佛教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但所写经卷均用楷书，赵孟頫用行书写《心经》，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

颜真卿是继王羲之后成就高，影响大的书法家，成为中国文人书法的重要里程碑。他转益多师，一变成法，创造出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楷书书法审美范式，他的行草也传递出沉着痛快、豪迈洒脱的大师气象。《颜真卿集字对联（1）/中国古代名碑名帖集字对联临描系列》主要从《多宝塔》《勤礼碑》中选出。

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故画史又称“赵吴兴”。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工书法，尤精行、楷。学李邕而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其书法圆转酋丽，人称“赵体”。赵孟頫亦擅画且诗、文、篆刻俱佳。《赵孟頫集字对联（Ⅰ）/中国古代名碑名帖集字对联临描系列》主要选自《赵孟頫千字文》《胆巴碑》《洛神赋》等。

本书将《勤礼碑》原帖的字序打乱，按照新的思想内容，编排组合成人们喜闻乐 见的吉句、名言、成语、词组和诗句，以供人们在临摹的同时，一方面能够得到文学 艺术的享受，激发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又能省去大量的翻找、编排时间，加快学习进程。

释智永，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山阴永兴寺僧，世称永禅师。智永书承家学，身历梁、陈、隋，是南朝时期有名的书法家。智永临池学书极为勤苦，登楼三十年不下，退笔为冢，苦学成才，是南朝独树古风的书家代表。《千字文》为梁周兴嗣编纂，四字一句，字不重复，对仗工整，语意晓白，便于记诵，是识字学书的启蒙读物。据载，智永书《千字文》有八百多部，还分送各寺，然而存于今日的只有两种：一为墨迹本，现藏日本小川氏；一为北宋大观三年（二○九）薛嗣昌石刻本，原石今藏陕西西安碑林，称阅中本、陕刻本。智永《千字文》，真草并列，二○二行，行一○字。此帖法度严谨，笔力精到，恪守王羲之笔法，以十分平和的风貌展现丰富的变化，用笔细致精到，用墨明媚丰润，含蓄而多奇趣，安闲自得，冲和超逸，有一种萧散宁静之气。苏轼评智永书法：“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

《琅琊刻石》又名《琅琊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九），记述秦始皇「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与「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殊功。二世元年（前二○九），秦二世东行郡县，于始皇所立石旁刻大臣从者姓名，为彰始皇「成功盛德」，复刻诏书于其旁。据后世资料记载，刻石上的始皇颂辞和二世诏书文字，均为李斯所书，「颂辞」部分是李斯为卿时所书，「二世诏书」部分是李斯为相时所书。据清代志书记载，《琅琊刻石》原马棱形锥体，高一丈五尺，下宽六尺，上宽五尺，上半部宽三尺，顶宽二尺五寸（清代工部营造尺一尺等于今二十三厘米）。现存《琅琊刻石》残石高二一九厘米，宽六十七点五厘米，厚三十七厘米。今存原拓本十三行，八十六字，并原空一行，计十四行。（清初所传拓本，只二世诏十二行，凡八十四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凡十三行，八十六字。）根据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书琅琊篆后》一文所记可知，苏轼知密州，于神宗熙宁九年（一○七六）登琅琊台时，始皇刻石早已泯减，仅存二世诏书刻石，世称二世诏文，也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琅琊刻石》。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石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于碑上。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泰州知事宫懋让「见石裂，熔铁束之，得以不颓」。清道光中期，铁束散，刻石碎。后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碑石遭雷击散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诸城视学王培裕等前后两次到琅琊台搜寻，将碑石凑合修复，所幸损失很少。后移至诸城县署，并题得石始末，有孟昭鸿、柯昌泗等刻跋。一九四九年后移置山东省博物馆，一九五九年移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附一：宋，苏轼《书琅琊篆后》秦始皇廿六年，初并天下。廿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琊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廿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几千二百九十五年。

《礼器碑》，亦称《韩勑碑》，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碑文记述了东汉桓帝永寿年间，鲁相韩勑修饰孔庙和制作礼器之事，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礼器碑》是隶书中瘦劲书风的代表，其书写艺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用笔而言，此碑线条瘦劲挺拔，笔画纤劲而厚重，纤处纯用毫端若铁线，于劲健中出奇趣。结体紧密而又开张舒展，大体取横势，长短方圆，不拘一格，疏密各得其所。章法上下松动，左右紧凑，一紧一松，布局整齐，特别是波磔飞动，左右舒展，有飘逸之致。《礼器碑》对于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王澍《虚舟题跋》说：「余谓褚公书实自《韩勑孔子庙碑》来。观其用笔，寓劲健于清微，藏变化于妥帖，与褚公《圣教序》如出一手。」《礼器碑》为书坛所重，是学习隶书的必备教材。

本系列图书精选中国历代名碑帖，包括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五种书体，时间跨度上从秦汉开始，历经魏晋三国、隋唐宋元，直至明清。基本上囊括了历史上著名的书家及其代表作，是书法爱好者学习的必备临摹用书。《丹枫阁记》清傅山书行书法帖。傅山（1607—1684），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汉族，山西太原人。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

褚遂良，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褚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交情极深。褚遂良得魏徵举荐，任唐太宗的侍书，後成为太宗托孤的两位重臣之一。至高宗时，任尚书右仆射，永徽六年（六五五）因不满高宗将立武则天为后，逆旨抗谏，两次遭贬，郁愤而死。《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撰文，记述唐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之事。褚遂良所书《圣教序》有雁塔本、同州本两种，此本刻於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故称雁塔本，是褚遂良楷书代表作。《雁塔圣教序》遒美飘逸，用笔方圆并济，运笔流畅，字体清丽秀雅。逆锋起笔，笔势顿挫抑扬，使转自然。笔画纤细而俊秀，以弧形才条居多，波折转笔，细劲而有弹性。结字则中宫收紧，四面开张，舒展大方，落落有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引了唐楷新格，清人刘熙载《艺概》称褚遂良为唐代书法的「广大教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