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蜜蜂文库》是作者2002年来作为策展人所写的系列文章的合辑。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针对展览、项目所写的文章，涉及诸多中国当代艺术事件，或以旁观者、或以亲历者的身份道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涵括多方面知识，内容庞杂；其二是关于当代艺术家的文章，梳理研究了艺术家的工作；其三是作者有感而发的随笔文字，往往于率性自然间窥得作者的情绪与思想。书中随文附有大量的照片，还原了策展、事件发生时的情境，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能够更好地体会作者传达的思想。

作为19世纪中后期法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让-弗朗索瓦·米勒以《播种者》、《休息的收割者》、《拾穗者》、《晚祷》等作品而举世闻名。然而，从19世纪中期至现在，艺术评论和专业研究中的米勒形象及其绘画却总是充满争议。在米勒的时代，左派对他进行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式解读，而右派则将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理解加诸其身。由两种社会阶级和基本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冲突至少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此后，米勒的主要赞助人和首位传记作者桑西埃将他“神化”为虔诚而天才的“农民画家”。这一观点首先受到法国、美国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广泛认同，继而传播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该种观点在艺术评论和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和艺术社会史的发展为对米勒的看法带来了改变。一方面，西方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家基于上述方法，通过重新核定原始材料，力图破除“米勒神话”，恢复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及生活中的真实米勒；另一方面，同时代或稍早的中国评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氛围、具体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下，以相似的视角，非常统一地将米勒塑造为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和劳动人民的现实主义“英雄”。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自己笔下的米勒是“真实”的，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真实的米勒。这一切评论和研究都必然基于作者的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特定目的，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甚至，评论家和艺术史家的个人经历也会对其研究产生影响。受益于艺术社会史理论的发展和福柯关于知识的研究，《美学博士文丛·历史的错位：让-弗朗索瓦·米勒研究》在梳理关于米勒研究发展历史的同时，更将焦点集中在“写作”及其与“语境”的关系上，分析不同评论者和研究者所书写的不同文本，比较文本间的异同，以及文本形成背后的宏观与微观、显在或潜在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交错造成了对米勒看法的相同或不同，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甚至完全对立的“米勒”。

《玄学与魏晋艺文》主要内容包括：先秦至汉末的学术流变、儒学之衰落、汉末经学的新倾向、注经风气之缘起、先秦学术思想之重提、名教的危机、人物品藻与玄学之产生、佛教的传入对于玄学的影响、道教雅化——另一个视角看魏晋学术等。

《包豪斯》为引进德国h．f．ullmann出版社出版的《包豪斯》专著，为目前研究包豪斯以及发展史的最新成果，书中记载有大量从未发表过的历史资料，国际出版有五种语言的版本读物。编者队伍强大，大多在德国的著名建筑及工业设计、绘画等综合设计院校作为学术顾问、教授任教的个人和学术团队。《包豪斯》适用于各大艺术院校图书馆作为资料的查阅，也可用于研究包豪斯学术理论的学者及有关包豪斯发展史教学课程的基础理论指导。

《无边界：王小慧跨界艺术札记》只是作者跨界艺术创作的札记，记录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心得与甘苦，与同道者分享。作者也讲些创作中的故事，让作者的读者从故事中悟出道理来。作者喜欢讲故事，因此《无边界：王小慧跨界艺术札记》不是本学术书。写理论是理论家的事，跨界艺术目前来讲主要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作者愿意抛砖引玉，做一只小小的报春鸟。

海派书画艺术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文化研究论丛：海派书画艺术散论》重在对其作历史性的挖掘梳理与整体性的研究推进，第一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三代海派书画名家的经济形态作了具体的量化分析，考证其市场运作与商业推介；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三代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进行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考察，对海派书画领袖及名家亦作了独到而具体的研究，探幽抉微，新意迭出。

《潘伯鹰文存之四·冥行者独语》内容为潘伯鹰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后在各地的旅游见闻、对当时历史事件、名人的点评。潘伯鹰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戏斋诗集》、《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玄隐庐诗》等。潘诗最为可观之处是其能将经历之盛毕现于诗中，悲悯之心尤其深重，观人于微、观物于屑、观世于细，故能成就其体。

《潘伯鹰文存之五·中国书法简论》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潘伯鹰写的关于练习书法的技巧，指导书法学习者如何入门，并罗列了学习书法的参考书；下卷为书法欣赏，作者对隶书、二王、颜柳等名家进行了点评。为现在各大院校艺术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潘伯鹰的行草书浏丽健劲、潇散超然，得《十七帖》及孙过庭《书谱》之法，可以说颇有二王风致；但其正书大楷则显露出了他关于碑帖并行的书学主张，擘窠大字偶有露锋者，仍显古拙质朴，雄浑有北碑风貌。潘伯鹰曾有诗自言：“我曾祖习《龙藏寺》，因识河南所结字”（《奉赠沈参议》），正是由于他长期浸淫魏隋碑书，而生发联系到褚字放大了王右军书中隶味的特点，以致于后来长期宗褚，曾苦临过褚遂良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及《孟法师碑》。当然，对于褚遂良的书法，潘伯鹰只是通过临习而达到从字中领悟其内在功力的效果，并非流于表面书势和体态的模仿，故而能入更能出，诚如谢稚柳评价的那样：“师法河南，取其绰约，而舍其妩媚”。其实，潘伯鹰作为文坛的多面手，一直强调学书既要勤练而非勤言，更强调书法要求“字外精神”，这些说法大多见于他的《中国的书法》和《中国书法简论》两种著作中，早已被好书、识书者奉为圭臬。

《潘伯鹰文存之二：艺海夕尝录》为著名书画家的谈艺录，多有精彩之语，既有对当时书画名家之点评，也有对艺术史上名家作品的赏析，颇有可读性。

《刻画雅辑：唐诗画谱》乃明代万历年间徽派版刻的代表作。该书由集雅斋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选取了五言唐诗50首，七言唐诗50首，六言唐诗60馀首。每首唐诗一画一字。其版画刻线稳健，刃峰不露。尤其对配景山水的皴法，大胆地变阳刻为阴刻，颇饶趣味，在明版中不多见。其字书写者多为苏州、杭州、松江、歙县地区的书法家，其中不乏名家，如董其昌、陈继儒、俞文龙、朱杰等。书体则篆、隶、楷、行、草兼备，风格则既有二王之馀韵，也有颜、柳、苏、黄、赵之风格。校注者将原刻本中书法作品中的词作与通行本进行校对，对词作中的疑难字词及典故作了简明的注释，使得广大读者在欣赏了徽派版画的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能方便地阅读和欣赏宋词的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