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2年8月，林则徐在西安告别家人，踏上西行的路途，路途的遥远、艰辛，并没有使林则徐意志消沉，沿途壮丽的西北风光，反而使他心胸更加豁达，对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更加关切。林则徐在新疆期间，亲自到各地踏勘荒地、寻访水源、发展屯田，大量的调查研究，使林则徐掌握了关于新疆的珍贵的手资料，也形成了他对经营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思考，这为他回去以后建议朝廷加强对新疆的管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这种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左宗棠。

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父亲厚荣、叔父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31岁的刘锦棠，以湘军统领的身份总理了西征各军的营务，事实上担任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他按照左宗棠关于先取后收南路的作战方针，率领湘军及其他各军，逐个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等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今焉膏）、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

谷文昌，男，汉族，中共党员，1915年10月出生，福建东山人。他在福建省东山县工作14年间，带领东山县人民与风灾、旱灾抗争，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展生产，把一个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生机盎然的东海绿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东山十万民心。文革期间，谷文昌同志下放到福建省宁化县河口公社红旗大队，带领当地百姓兴建隆陂水库、改良土壤实现水稻亩产上千斤，被当地百姓成为“谷满仓”。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是“四有干部”的典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2009年9月，谷文昌同志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36年，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盛世才肃清敌对势力，牢牢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为了抵御英国和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向新疆渗透，苏联政府与盛世才商定，在新疆建立一个专门侦察境外敌情的机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开始组建，即为“先锋社”。

连绵不绝的青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员工，每天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就像一颗颗闪亮的螺丝钉——人人称赞的站长“老解决”，爱站如家的“老怀表”，风趣幽默的“秦广播”，还有爱钻研的“小发明”。热情似火的小青年段志高的来临，更给这个平凡的小站增添了新的光彩。他虽然因为缺少经验闹了不少笑话，但终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成长起来。小站上的人们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下，共同开发出了水力发电，与此同时，“老解决”和生产队“胖队长”经过一场戏剧性的波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1949年10月5日，兵团司令员王震向驻在酒泉的第二、六两军全体指战员作了进军新疆的动员讲话，队伍中顿时响起“到新疆去”、“和平解放新疆”等口号。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王震接见了工兵团连以上干部，下了架设玛纳斯河大桥的命令。他强调指出，修复这座桥对于从苏联运进急需的物资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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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生在建国初期华北农村的故事。在三里湾村以王玉生、范灵芝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为促进由互助组向合作社改造的进程，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同时，勇于同以村长范登高为代表的少数干部和村民的落后思想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团结争取了广大村民。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较量，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扩大了农业合作社，洗涤了落后的家庭关系，年轻人也在这场触及自身的改革中既争取到家庭的进步，又寻找到各自的幸福，真正实现了花好月圆的结局。

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天就到春节了，“海燕号”客轮载着一千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往宁波。航行途中，由于船长违反规章制度，在大雾情况下开快车，导致客轮触礁遇险，通讯设施全部失灵。在客轮抛锚后逐渐下沉的危急情况下，旅客中的解放军政委指挥船上的军人和复员军人，协助船长稳定旅客情绪，维持全船秩序，并亲自带人划着救生艇去寻找海军的巡逻舰船。宁波港、上海港和交通部、中央军委也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搜救人员。最后，“海燕号”上的旅客终于全部获救，并胜利抵达目的地宁波港。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第五军和第二十二兵团在内的近20万驻疆部队的后勤供给，对经济落后的新疆构成巨大压力。为此，率第二军、第六军进驻新疆的王震将军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南泥湾垦荒成功的经验，带领不对建设新疆、戍边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