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论丛：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2辑）》是2011年4月中旬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专辑，作者为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胡适研究专家和学者。本辑所收论文内容涵盖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文化观念以及胡适的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等的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适研究的现状与水平，有些则开启了胡适研究的新方向，对于全面、深入认识胡适及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动胡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一定价值。

《当代美国哲学家访谈录》汇集了《哈佛哲学评论》对美国14位哲学家的访谈求。他们都是当今国际哲学界成就斐然的学者。访谈覆盖哲学的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政治哲学、心灵哲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法哲学和逻辑学等，并涉及哲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每篇访谈的前面，还有对这些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极具魅力的评介，而哲学家们则以这种轻松的谈话形式深入浅出地阐释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能够贴近他们的工作和思想，犹如沐浴在春风中，使心灵得到净化，智慧得到启迪。《当代美国哲学家访谈录》汇集了《哈佛哲学评论》对约翰·罗尔斯、艾伦·德肖维茨、科内尔·韦斯特、斯坦利·卡维尔、科拉·戴蒙德等美国14位哲学家的访谈求。他们都是当今国际哲学界成就斐然的学者。访谈覆盖哲学的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政治哲学、心灵哲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法哲学和逻辑学等，并涉及哲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经世一书生：陈训慈传》是关于介绍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陈训慈先生生平事迹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求学南高师、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图书文物工作四十年、浙东史学研究等几部分内容。

1952年她开始用田野经验书写人生履历，曾先后在壮、傣、侗、黎、苗、瑶、畲、仡佬、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哈尼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在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原始社会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研究领域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她回归岭南，肩负起了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的使命。她是中大校史上第一位女性系主任，是中国人类学界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她第一次以人类学四分支学科对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第一次全面解答了广东世仆制的性质、由来与演变之谜。作为承前启后的人类学家，她传承学术薪火的教育意识、她在为人与为学中彰显的刚毅而内敛的个性品质，都在引导着后辈学人精神修养的方向。

《梁漱溟：乱世中特立而独行》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深为人们所关注。书中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

《纳训评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纳训一生的爱国热情、理想与追求，以及曲折的人生经历、鲜为人知的遭际命运、不寻常的痛苦和欢乐，作了较全面、客观的描述，并对其文学翻译活动和各译本特色，及其在民族教育与中阿文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作了介绍。纳训，是我国现代译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

吴晗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无论读书、做学问，无论担任什么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在旧中国他为读书、做学问奋斗，为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在新中国，他为文化繁荣、教育发展、学术提高奋斗。吴晗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不断进步、不断迎着历史潮流前进的一生。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农民家庭。他6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自1954年起。历任？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等职。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敦煌学等。此外，季羡林先生还写有大量散文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我眼中的季羡林》由施汉云所著，收录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品格、思想和学术。

《陶德麟先生的学术人生：贺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先生八秩华诞》，该书是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80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研讨会文集。全书分为“上篇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和“下篇回顾与反思：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六十年”两部分，回顾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人生，展示了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

中国人历来有掌故的癖好，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以为，这里有中国人一种特有的人文哲学观存在。昔者，梁任公先生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曾有这样一番论说：“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梁先生认为：“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是否真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我没有把握这样说：但是，“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则确是如此。吾国学术，无论经史，都讲究一个“通”字。“通”，既是基本要求，也是最高境界。那么，如何方可得“通”呢？我以为，故事是最容易“通”的。“通”什么？——通史，通事，通人，这些都是国人认为极重要的事。太史公著史，专讲故事，我想，这应该是受了吾国文化特有的人文思想基因的影响。那么，这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是否有关系呢？我想是有的。总之，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著述体例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认知世界方式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