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长霞，1964年2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2001年就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从警21年，经历了—次次善与恶、正与邪、情与法、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担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3年多时间里、她疾恶如仇，忧民疾苦，顶住压力，不畏恐吓，连续端掉5个涉黑犯罪团伙，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女包公”、“任青天”。她以自己的忠诚、才干和辉煌业绩，先后荣获全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十大女杰”、“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20多项荣誉称号。2004年4月14口，任长霞在侦破一起刑事案件由郑州市返回登封巾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2004年4月17日，河南登封市市民涌上街头，含泪送别任长霞。2004年6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签署命令，追认任长霞为全国公安系统“—级英雄模范”。

这是一部写于一九八二年一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日记，反映了作者在平反后回到原单位重操旧业时最初三年间的日常生活、职业生活和交游情况。从一个知识分子对当时某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所思所想，反映那个年代的政治风云变幻、思想冲击、人际关系等。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是一部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学生记述当时大学生活的日记，写作时间为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八年四月。作者以其真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中国一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变幻，通过一个大学生因言致祸从天之娇子沦为右派的种种遭遇，折射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大象人物日记文丛：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是一部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学生记述当时大学生活的日记，从1955年8月至1958年4月，作者以真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中国一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变幻。通过一个大学生因言致祸从天之骄子沦为右派的种种遭遇，折射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杨成武回忆录（套装上下册）》的产生完全出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对先烈的缅怀之意。它共分上下两集。上集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下集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启迪我们在新中国时期要继续发扬及继承抗战时期老革命前辈留下的光荣传统，为建设我们的祖国献一份微薄之力！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15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15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编者：GQ）

《庆祝王运熙教授八十华诞文集》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王老师的“学术自述”，这是应王老师学生们的请求而写的，可以从中体会到王老师治学的方法和高尚的人品。第二部分，是王老师的学生，主要是历年有成就的教授、专家学者的论文。第三部分 ，是学生的杂文、回忆录，写王老师生活中的二三事、做学问的方法和教学特点、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学生对先生的学术成就、人品道德、教学特点的体会。第四部分，是评论文章，王老师的治学面很广，著作很丰富，且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第五部分，是王老师的著作目录、年表、简单生平等。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梵文学家、印度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等，他精通六七种外语，博古通今、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外，是国内外少有的专家、学者，受到世人的钦佩和景仰。一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熟悉，知道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但是，他等身的学术著作，除有关学术界人士外，鲜为人知。“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是怎样一个人？”不少人并不清楚，至今他已过耄耋之年，而不认识他的人还认为他“年轻”，这是从他的散文中感受到的。前些年学生在路上与他相遇，不认为他就是季先生，因看上去他年事已高，误认为是重名，还有另一个人，如此等等，闹出不应有的笑话。我们每当想起这类笑话，总感到遗憾。作为季先生的学生、同事和对他有所了解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对他作些介绍，否则心里不平静。我们力所能及地就季先生的主要科研成果和他的为人，扼要地给以介绍，并附有适量插图，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季羡林先生简介：季羡林先生于1911年8月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为，临清市）农民家庭。因家庭贫寒，他于6岁离开父母，背井离乡，往济南依靠叔父为生，在那里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回济南母校任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Gottingen），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仍任原职，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衔。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加入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等。先后兼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几十个职务。历任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1954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3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士。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开始学习写作，也曾翻译过一些欧美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学习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除学习必修课外，还选学其他一些与印度有关的课程。1935年到德国后，他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料条件，在德国老师的认真教授下，学习印度古语梵文和巴利文，后来又兼学吐火罗文和吠陀。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学习和研究十年之久，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季先生留德十年，学成回归，报效祖国。1946年回国后，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被任命为东语系主任，开始艰苦创业，组织队伍，办起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从此，他勤于科研、忙于政务，兢兢业业。1946—1949年三年间，共写各种体裁文章40余篇，在各报刊上发表，其中学术论文有13篇。诸如《从中印文化交流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浮屠与佛》、《列予与佛典》等等，这些文章，是季先生大量研究工作的开始，论文水平之高，使中国学术界大为震惊，始知中国有季羡林其人。早在德国留学时期，季先生就对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深感兴趣，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论文。回国后，他进一步研究并撰写文章，汇成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论丛》，于1957年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分别用德文、英文和中文写过一些论文，令人折服，后编辑成册，书名为《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于1982年出版后，深得学术界的好评，谓之“非常人所能企及”。几十年来，季羡林先生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先后出访印度数次，访问的时间也长、考察的地方也多，有关印度的专著、译著和散文，他写得也最多。除上述外，主要著作还有：《印度简史》、《1857—1859印度族起义》、《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天竺心影》等等。季先生的这些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图书目录：一、早年生活和读书、思想 1.生日 、家庭和家乡/1 2.学历——人生的台阶/18 3.沈定一是她的“第一位引路人”/34 4.上海大学/57 5.“祖母”向警予的影响/71 二、早年写作、婚姻和形象 1.一场“恋爱”笔墨官司/82 2.杨之华的早期写作/90 3.王剑虹、丁玲与杨之华/100 4.杨之华的两次婚姻/112 5.“新邻居”——陈碧蓝/123 6.蒋光慈笔下的瞿秋白、杨之华/145 三、投身于中国大革命 1.入党时间和1924-1928年期间的职务/159 2.署名“秋华”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一文/180 3.上海丝厂及工会组织/190 4.1926年夏，浙江省定海之行/201 5.《妇女运动概论》的“四个第一”/207 6.瞿秋白为何“点名”杨之华四、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地下党 1.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白色恐怖/227 2.紫霞路68号的房东及友人/244 3.文学创作的最后句号——《豆腐阿姐》/258 4.“大先生”鲁迅/273 五、莫斯科——新疆——延安 1.两次在苏联的难忘岁月/292 2.《救国时报》上的“难忘回忆”/325 3.新疆监狱/334 4.延安——北京/363 六、杨之华的后半生 1.以秋白精神宣传秋白/386 2.新中国工会女工工作者的开拓者/419 3.红与黑的最后岁月/441 附录 杨之华年谱后记/532书摘：路68号：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在 二楼东厢房，都喜欢谢家的藏书 在瞿秋白夫妇与谢旦如之间的联系人正是冯雪峰，他回忆说，“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给茅盾先生去，在茅盾先生家里我就第一次看到了秋白同志和杨之华同志……那天秋白说些什么话，我大半都忘记了，但记得他很高兴地翻读着《前哨》”。“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谢澹如当即义勇地答应了……” 谢旦如并不知道新来的房客是什么人，但是他从冯雪峰的声色和言谈中似乎感到某种危险性。这时他能够当场答应，完全出于对冯雪峰等“赤色”朋友的信赖，他的胆量和勇气令人钦佩，因为他完全明白此事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掉脑袋。在某种程度上谢旦如是瞿秋白、杨之华危难之际的“大恩人”，特别是瞿秋白夫妇当时遭受了党内的“无情斗争”，而给予他俩“温暖”的却是党外人士。 谢旦如的妻子钱云锦回忆说，“紫霞路68号是我家在南市华界自置的一所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环境相当僻静。当时我家人少，除了我们夫妇以外，还有旦如的老母、一个孩子和几个佣工……事先，旦如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先取得我的同意，说是他的老朋友夫妇两人因养病需借住我家，然后再和我一起说服了他的老母亲（老太因家境富裕，一开始不同意出租余屋）”。 杨之华回忆说，“在我们搬进去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由谢澹如先生出面，在报纸上登了一则‘余屋出租’的广告。我们就拿着这张报纸，用林祺祥这个假名，装作刚从乡间到上海的，去看房子。双方表示满意。我们就搬进去住了。为了掩护秋白，谢澹如先生从此借辞谢绝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去，并且不让他的母亲和妻子知道我们的真实姓名和来历”。 去看房子的那一天，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钱云锦回忆说，“秋白剪的平头，戴了副墨镜，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长衫，脚上是布鞋，完全是个教书先生的模样。他们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有人又送来了两口大皮箱……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家具都是现成的。对面厢房就是我家的书房。他们夫妇都喜欢我家的藏书。杨之华对我说过：进了书房，她就得花一天时间。一日三餐，我们两家都是一起吃的。饭后茶余，秋白喜欢和旦如谈天，也喜欢听收音机。有一次，他听评弹《三笑》，听出了味道，边听边议论，谈笑风生。有时，他还给我的大孩子讲故事”。 瞿秋白、杨之华住在这里“很少和外界来往，过着严格的秘密生活。秋白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看书、写文章和翻译，只是偶而（尔）在一张旧沙发上坐坐，或者独自玩骨牌‘过五关’，或是在房间里踱步，活动一下身体”。 在这期间，杨之华起初一直为瞿秋白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打击而心情压抑，同时自己也受到牵连，更感到很委屈，曾要求党组织给予工作。她回忆说，“我过去一直是搞群众工作的，活动惯了，这时一下子要耽在房子里坐着学习和写东西，好像鱼离开了水一样，非常不习惯。秋白就教育我说：‘我们的处境不同，要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主动地做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对新的工作逐渐发生兴趣了，对新的环境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自己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胸襟就开阔了，心情也舒畅了”。 这一切的变化，当然都瞒过了谢旦如夫妇。因此，杨之华进入“学习”的新角色之后，自然对于谢旦如家里的藏书很感兴趣。说是进人书房，她“就得花一天时间”，这是实话实说。 谢家与瞿、杨夫妇关系不错，不过杨之华还是很注意“保密”。她与瞿秋白刚到谢家时，当天下午她就与谢旦如的妻子去附近蓬莱市场（坐落在小西门内学前街，1927年由无锡人匡仲谋出资建造，成为当时上海唯一的国货市场，声誉远播南洋），购买面盆、茶杯等生活用品。显然，她已把自己看作是林家嫂嫂，瞿秋白则是林先生（钱云锦回忆说瞿秋白化名是林复，而杨之华则说是化名林祺祥），顺应了谢家按社会上的习惯称呼。既然瞿、杨夫妇——林家先生、林家嫂嫂刚从乡下来上海“养病”，那么更应该注意生活细节，必须重新买日常生活用品，一是符合自己的新角色，二来让谢家放心，三来趁机与谢旦如妻子“联络感情”，四来熟悉一下周围环境，以防不测。这些都体现出杨之华搞地下党工作的丰富经验，虽然她那时才30岁。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随谢旦如一家搬迁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谢家住二楼，瞿、杨夫妇住三楼。底楼设有灵堂，那是因为谢家老母亲病逝不久。杨之华。就热情地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哪怕是琐碎的具体事情。因此，前来谢家的亲戚都对这位房客——林家嫂嫂颇有好感。其实，杨之华也已考虑到谢家亲戚大都是商界的，前来人多嘴杂，不免要打听新房客的来历。与其被动，不如主动露面，并且热情地帮忙。这步棋“走”得不错，对于掩护瞿秋白夫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淞沪战争结束后，瞿、杨夫妇也随谢家搬回紫霞路68号，改住在三楼中间正房里，一直住到冬天发生“警报”才离开，正式搬走是在第二年2月间。P.246-248

王尔德生于都柏林的一个家世卓越的家庭，是家中的次子，全名为：奥斯卡·芬葛·欧佛雷泰·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他的父亲威廉姆·王尔德爵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的母亲是一位詩人與作家。王尔德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获得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奖学金，187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迈格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学习。在牛津，王尔德受到了沃尔特·佩特及约翰·拉斯金的审美影响，并接触了新黑格尔派哲学、达尔文进化论和先拉斐尔派的作品，这为他之后成为唯美主义先锋作家确立了方向。当时，虽然年轻的王尔德还没有获得一个文学奖项，但服装惹眼、谈吐机智、特立独行的他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一些杂志甚至刊登着讽刺他的文章。1882年，王尔德在美国作了一个精彩的巡回讲座，两年后他與 Constance Lloyd 成婚，兩名兒子 Cyril 與 Vyvyan 亦分別在1885年與1886年出生。1887年王尔德成为一家妇女杂志的執行總编辑，那上面发表着他的一些小说、评论和诗。王尔德的作品以其词藻华美、立意新颖和观点鲜明闻名，他的第一本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发表于1891年，之后他又发表了散文《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这两部作品都十分成功，但真正为王尔德赢得名誉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可以说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都受着热烈的欢迎，有一个时期，伦敦的舞台上竟同时上演着他的三部作品。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上流社会市侩腐朽，新旧风尚的冲突激烈，王尔德的自由作风和大胆的政治作风很快使他成为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1895年，昆斯拜瑞侯爵（Marquess of Queensberry）因儿子阿尔弗瑞德·道格拉斯（Lord Alfred ＇Bosie＇ Douglas）與王爾德交往而令到父子不和，并公然斥责王尔德是一个 "somdomite"。对此，愤怒的阿尔弗瑞德叫王尔德立刻上诉告侯爵败坏他的名誉，可惜王爾德不但上诉失败，更被反告曾“commit acts of gross indecency”。根据当时英国苛刻的刑事法，王尔德被判有罪，在瑞丁和本顿维尔监狱服了两年苦役。这两年，王尔德停止了戏剧创作，而构思了诗作《瑞丁监狱之歌》和忏悔录《深渊书简》，在这两部作品中已很难寻得唯美主义的影响。在王爾德服刑期間，Constance 與兩個孩子改姓為 Holland 兼移居意大利，而他大多数的朋友则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当中只有寥寥數人如戏剧作家萧伯纳仍挺身维护他。　1897年获释后，王爾德立刻动身前往巴黎，对于英国他失望透顶，不再有丝毫留恋。其後他為了兩名孩子曾嘗試與 Constance 復合，但阿尔弗瑞德亦同時表示想與王爾德重歸如好，最後王爾德放棄兩名孩子而選擇了阿尔弗瑞德。王爾德在以假名居住法国期间完成并出版了《瑞丁监狱之歌》，之后與阿尔弗瑞德同游意大利，但幾個月後，兩人再次分手。1900年王爾德終於在好友 Robert ＇Robbie＇ Ross 幫助下改信天主教，在同年11月30日因病于巴黎的亚尔沙斯旅馆（H？tel d’Alsace）去世，享年46岁，死時只有 Robbie 與另一朋友陪伴。　[编辑]代表作品Missing imageWildfilm.jpg　Wildfilm[编辑]文作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1年）　《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年）　《深渊书简》（De Profundis，1897年。原本是作者写给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1905年作者死后出版）　[编辑]童话集《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年）　《石榴屋》（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年）　[编辑]诗作詩（王爾德作品）（Poems，1881年）　《斯芬克斯》（Sphinx，1894年）　《瑞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1898年）　（王尔德的诗作充满了夸张的隐喻的古代文字和古代俚谣的音律，对于感官、情欲的描写十分隐晦，体现了唯美主义诗歌的特征）　[编辑]戏剧剧本薇拉（Vera，1880年）　《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2年）　《帕都瓦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1893年）　莎乐美（Salomé，1893年）（原著用法语写成）　《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2年）（1893年Theatre Royal Haymarket首演）《真诚最要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5年）　《理想的丈夫》（An Ideal Husband，1895年）　[编辑]王尔德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建筑师王大闳先生将《道林·格雷的画像》译写为《杜连魁》，场景亦转换为当时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