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59年的生命历程，几乎都跟绘画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最后10年，其生命又跟电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他是的一个重要身份是导演。本书对陈逸飞的生平纪事做了详细讲述，并通过他的生前好友及各界人士的回忆，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所熟悉的陈逸飞。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但摄影却要介入世界。照相机无论如何改变不了它的工具——武器的性质，它是最低限度的暴力。摄影是痛心的事情，我总感到我在伤害、惊动世界。尤其在云南以南的亚洲，那些信仰佛陀的社会，我永远难以忘记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人们表情中轻轻掠过的惊惶、对某种未知命运的担忧。自在的世界被破坏了。很多时候，我的行为像是一个小偷或者侵略者。这当然是可以解释的，在现代主义的道德系统中。但那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何谓解释的世界，根本不需要解释的世界。如果图像是伤害的话，那么我的文字可以算是忏悔。——于坚

《嵇康评传》对三国曹魏思想家嵇康的生平、创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讨论了玄学与嵇康的关系，提出魏晋玄学实际上是社会上层的自我文化提升运动的组成部分，“文化提升”的概念为重新理解玄学及玄学与嵇康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书中梳理了传主生平的主要线索，对嵇康妻子的身份、遇害时间、《幽愤诗》的真伪、竹林七贤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又结合箴体史，对《太师箴》的主旨给予了新的诠释。作者不仅描述了嵇康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而且对他的羊生、“声无哀乐”等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嵇康评传》结合现代认识论、科学哲学的理论，深刻阐述嵇康认识论的成就，颇具开拓性。嵇康关于“至理”的客观性、确定性，以及推类、分析的方法等《嵇康评传》都有详细的阐释。作者还指出，嵇康对归纳法原理可靠性的质疑，与大卫休谟、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归纳原理在逻辑上无效”的观点十分吻合。这是魏晋思想史以及嵇康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的观点。

在赫图阿拉居住的塔克世，有五子一女。他的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姓喜塔拉氏，名额穆齐。喜塔拉氏诞育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后来清朝尊喜塔拉氏为宣皇后。塔克世的继妻纳喇氏，名肯姐，是哈达贝勒万所养的族女，为人刻薄，只生育一个儿子，即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的另一个妻子李佳氏，为古鲁礼女，也养育一个儿子，即第二子穆尔哈齐。塔克世的家庭在当时女真族中是一个中产之家。家里蓄养着一些阿哈。“阿哈”是满文aha的对音。有时也叫包衣阿哈或包衣，其满文体为booiaha或booi。阿哈、包衣阿哈或包衣就是奴隶或奴仆。他们在家里为主人担水、砍柴、舂米、烧饭，并在田地里春耕植谷，秋成刈获；农作之外，还进行采集放牧，捕鱼打猎。像其他女真人家一样，塔克世家住的是泥草房，房子外面围有木栅。住室内南西北三面用土坯砌有火炕（俗称“转围坑”），窗从外关，窗纸糊窗外，烟筒叫呼兰①，用中空的圆木制作，设在后面。室内的配置，后来杨宾有记载：“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②西炕墙上供祭祖的“板子”，并设香盘，祭祀祖先。院落的东南角，立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俗称“索罗杆子”，供祭天、祭神之用。这种习俗，影响到清军入关后，如北京紫禁城坤宁宫屋内南西北接绕三炕，窗外糊纸，宫前东南方有神杆。塔克世信奉萨满教①。萨满教是我国东北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中普遍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的满文体为saman，意为巫。萨满祭祀与设杆祭天结合，后发展成为祭堂子。“堂子是萨满祭祀，主要是祭天”②。当时女真人家的习俗，男子剃发垂辫，身穿袍褂，袖口前长后短，俗称马蹄袖，身束腰带，足登轨革拉③。妇女为天足，着长衫，袖口狭窄，后来俗称旗袍。女真人男女都擅长骑射。儿童初生时，悬挂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的男孩，就用“斐阑”习射。《满洲源流考·国俗》记载：“小儿以榆柳为弓，日斐阑，剡荆蒿为矢，翦雉翟鸡翎为羽，日钮勘。”④稍为长大，就骑马弯弓，驰射山林。女子也骑射成风，英姿飒爽。骑射之余，儿童们围坐掷“罗罗”。“罗罗”为满语lolo的对音，是一种戏骨，常以机智取胜。努尔哈赤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汉景帝统治天下的十六年，是专制时代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也是诸多能臣才士进行有声有色的历史表演的十分活跃的时代。汉景帝本人虽然有史书“静默”的称誉，却也是一位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个性的君王。他和他的亲人、辅臣以及敌手之间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故事，也可以为我们描绘出反映当时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多彩的画面。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一代之文学乃由为数众多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所构成。因此文学家传记和著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无疑是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如果对于文学家没有深入、扎实的个体研究，要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作整体的、宏观的把握和认识，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九年了。虽然他真的走了这么长的时问，但他老人家的身影却似乎还一直留在我们家里，留在我们身边，并没有远走。一方面是因为他平日的言行和一生的事业深深地印在我们子孙三代人的脑海里，无论是谈起生活、还是谈起工作，总会不由自主地提到他老人家那时的情况怎么样，他那时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另一方面，则不能不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和有关出版社的同志们的厚爱，他们不时地给我们寄来各种各样要求再版父亲作品的约稿函。这些年来，随着父亲的各种作品的再版，在京沪两地我们家中专门存放父亲著作的书柜里的书籍也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着。仅以童话故事为例，他早期的《阿丽思小姐》、《波罗乔少爷》，20世纪50年代的《一只想飞的猫》以至80年代的《骆驼寻宝记》等等，都多次被不同的书籍、刊物或教材再版采用，有些还被译成英文、日文和韩文后出版。父亲一生在儿童文学这片土地上，怀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壮心，不停地耕耘、写作了整整75个年头。

韩愈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对韩愈儒道的研判、诗文的接受，进而及于其生平的考证、文集的整理等，在宋代就已形成了一个远非所谓“五百家注”所能含括的体系，出现了一批能够代表整个时代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著作。本书以唐宋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宋代文化的全面高涨为背景，全面总结了宋代韩学在义理探寻、诗文接受、生平考证、校勘注释等各个方面取得成绩，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韩学发展与宋代思想、文化、学术、文学等多个领域复杂的互动关系。全书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出现，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将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与现代学术理念融为一全，对学术史类著作的写作进行了有益的开拓。全书将微观与宏观、事实与意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以扎实的文献功底为依托，对相关材料的使用颇为充分，而且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发现问题，敏锐地把握、洞察一些宏观的动向和潮流。全书立论鲜明而稳健，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都以够客观、求是态度予以讨论，显示了良好的学术风范。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即公元一七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随机抽样的一天，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然而由小见大，它正是乾隆朝中叶，也是清王朝中期，又是中国古代的最后盛世——史称“康乾盛世”——的一个标本。本书充分利用了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的清宫档案与御制诗文，以及当日的朝廷文书如上谕、奏折等资料，按一天的时辰先后排列，详述乾隆帝从早到晚的宫廷生活，包括起居、饮食、宗教仪式、文艺活动、政务处理到家庭状况等。透过作者崭新的观察角度，情文并茂的笔法，鞭辟入里的分析，重新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一个五十五岁、正处于人生巅峰、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一日，系指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1765年1月28日）。这一天，既不是冬至、元旦、万寿节的国家三大节日，也不是皇帝有大事要举行祭祀太庙的告庙盛典，亦没有什么班师献俘的大典礼，以至大吏的任免、亡故、赐祭，重大灾情的报告和政府的蠲免，民众的运动，藩属的来朝，等等，一切重要的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个极平常的日子。所以《清史稿·高宗本纪》的纂修者对它未予理会，做了空白的处理，而十洲君选择了它。这是使用了如同社会学的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并无特别的深意，就是要在平常之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或许能从某一个侧面了解乾隆帝和他的时代的历史。

流放期间的纪晓岚以惊人的机敏和智谋擒获了来自京都的各怀鬼胎的男女杀手，巧断了种种骇人听闻的人命案。保密又巧除后宫的男女大奸。风流逸事和丹青墨宝的失踪令人震惊。小说以斐然的文采令人得到智慧的启迪。

《陆侃如和冯沅君》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反映陆侃如和冯沅君两位先生或学术或生平的书。他们对学术、教育、社会作出极大的贡献，像《中国诗史》已有多家出版社再版，印数屡创新高。一本初版于70多年以前的学术著作，至今依然活力十足。还有，《卷施》再版，《春痕》再版，《中古文学系年》再版，《陆侃如冯沅君全集》将出版。书中大量地引用了陆侃如和冯沅君的原著原文，就是想让现在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原始思想状况，以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