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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史人物故事书籍》总计十余辑，每辑十种，首批推出三辑三十种，每种六万字。作品以明白、晓畅、规范的白话文记叙文史人物。字数虽少，但记叙的都是名人事，披沙拣金，从大量原始资料中撮取菁华。初识文字的不嫌其深，学者不嫌其浅，笔者力求作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妇孺皆知。主要包括了辛弃疾、周瑜、李煜、岳飞、唐玄宗与杨贵妃、王熙凤、刘兰芝、吕蒙正、莺莺与张生、范仲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编辑推荐：五十言的《柳亚子传》，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传主的一生，他的革命史迹、著述活动和思想发展，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比较详尽的长篇传记。《柳亚子传》的问世，无疑是对这位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他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美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粗暴、专制，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干的年轻人，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卡夫卡内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马克斯·勃罗德的这部《卡夫卡传》，叙述了卡夫卡的文学经历、成果、风格和思想，演绎并诠释了卡夫卡其人其文，从文学评判的角度来看这位世界公认的大师：弗兰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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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清朝从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世祖顺治、圣祖康熙、 高宗乾隆、仁宗嘉庆等皇帝的一生的政迹。

这是一本介绍曾国藩和他的时代的书。

原名直译：原子在我家中：我与恩里科·费米的生活著者通译：L.费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30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在30年代开始的三年前，背叛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而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这个政权，以为它可能带给中国以不同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好的局面，但是事实迅速地表明，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国民党当权以后，内部为争权夺利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甚至酿成规模巨大的内战。国民党政权无力造成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它也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贫穷落后，一切如旧。对外，国民党政权也不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丝毫改变。在进入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公然攫取中国的东北，并且进逼华北。对于外来的武力侵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统治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实行所谓不抵抗政策。

从此，李渔的各类著作以及难以数计的研究资料便占据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经过爬梳整理，冷静思考，我选取了若干课题，采取考论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1987年秋，我又到李渔原籍浙江兰溪进行了实地考察，受到李渔研究会会长赵文卿先生及李渔后裔李彩标同志的热情接待，既查阅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又进行了有益的交流，获益匪浅。这不仅鼓足了我研究的勇气，而且坚定了我写出一本研究专著的信心。李渔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能作家，又是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之一。三百多年来，对其人品、作品、思想等方面的评价歧见迭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相径庭。我深深懂得，“新”足学术研究的生命，足沦文的质量所在。我一直把“新”作为李渔研究的基本要求和最高境界，故不同于前人成说，努力求“新”。这一是出新，大胆提出新的观念。如提出李渔是最早的专业作家，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寄托自我形象的作家，等等。二是翻新，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翻出新的结论。如在《莫愁钓客考》一文中，我提出李渔曾用“莫愁钓客”的笔名评点自己的剧作，“笠翁”雅号始于他隐居兰溪伊山之时，等等。三足新证，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证据。如对《肉蒲团》作者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经过新证，趋于定论，等等。十余年间完成论文数十篇，在《文献》、《人物》、《明清小说研究》、《东方文化》、《浙江学刊》、《南京师大学报》、《扬州师院学报》、《文教资料》等刊物相继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于我的观点，不少专家予以首肯，且在学术著作中加以引用；有的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开塞·皮埃尔博士还委托国内亲友来函索取论文，并在法国《文学》杂志上介绍拙著。尤其是1992年10月，我的专著《李渔与无声戏》作为《古典小说评介丛书》之一，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给厂我莫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