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为《正说中国历代末帝》的姊妹篇。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喷。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以史为鉴”通常都是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盛世隐忧，没有意识到隐患，纪纲为之不振，最后导致灭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有以史为镜，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探索出一条安邦治国、强国富民之道。

《终局：国民党高级战俘团真相》作者历时多年，走访众多的当事人，翻阅尘封几十年的旧档案，生动反映这些一度手握重兵、不可一世的“党国”大将被俘的瞬间百态，解密在国民党高级战俘团的关押真相。国共大决战的硝烟敖尽，上千国民党高级将官，杜聿明、王耀武、李仙洲、王泽浚、刘镇湘、李以勖、庞镜塘……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这些人或是上万军队的统帅，或是一方省市的负责人，或是手操生杀大叔的特务头子，都曾有过不可一世的过去，在一个瞬间沦为阶下囚……其巨大的人生落差、跌宕的人生经历、难解的心路历程，以及最终完成人生态度的巨变……无一不谜一样吸引着人们。沈醉，作为亲历者，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却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幽默，为我们娓娓诉说着高墙内发生的故事。他甚至放言：如果读者看完不笑，他就再不写作！

文宗身后太萧条，一线孤悬风雨嚣。帘内两宫听政日，便知龙脉已飘摇。——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十·穆宗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是清文宗咸丰皇帝的长子，生于清成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载淳一出生，就被笼罩在他那热衷于朝政的母亲的阴影之下，这片冲不破、拨不开的浓重阴影，伴随了载淳短暂的一生。作为咸丰最宠爱的女人所生的皇长子和独生子，出生在储秀宫的载淳，顺理成章地在咸丰驾崩之后承继了大统，成了“同治皇帝”。如果即位时他的年龄能够再大一些，或者如果不是有那样一位手段强硬、心肠狠毒的母亲的话，同治皇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可惜的是，他当时太幼小了，虚岁也才只有六岁；更可惜的是，他的母亲是那样的铁腕，根本就是把大清天下当成了自己掌中的玩物。同治皇朝在有清十二代中相对短命，只有十三年，而即使是这短短的十三年中，可怜的同治皇帝也不过只有那么一年的时间在行使他的职权，所谓的“同治”，只不过是慈禧以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为幌子，大行其独裁而已。正是由于这种奇特的历史事实，使得《同治皇帝》不同于其他清帝的传记，它的主人公实际上不完全是同治皇帝本人，作者不得不把更多的笔墨用在当时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太后身上。平心而论，慈禧执政期间特别是在同治时代，还是做了一些有利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事情的，而并非像有些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只知滥施母后淫威，一味祸国殃民。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同治中兴”，并非全无道理。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生于明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县西南）一个满族（女真族）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其父塔克世，都曾先后担任过明朝的官职，史籍中有的说是“都督”，有的说是“都督佥事”。明万历十一年，明军攻破古埒城，斩杀当地的城主、觉昌安的孙女婿阿太章京。当时觉昌安、塔克世正在古埒城，一并遭了池鱼之殃。时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把兵锋直指明廷，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先进行了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表面上，他仍臣服于北京城的万历皇帝，曾经亲自进京向明帝献过贡品，许诺为明守边，并因守边有功，被授予武二品的龙虎将军散官虚衔。经过三十多年的东征西杀，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1616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覆育列国英明汗王”，建元天命。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开始向明朝宣战。他公布了《七大恨》的檄文，以示师出有名。八旗儿郎挥师南下，短短八九年间，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等明朝在辽东辽西的军事重镇先后落入后金军队之手，特别是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使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战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后金势力开始上升，而明朝则一天天转为守势。努尔哈赤所向披靡，马鞭几乎指到了山海关。但就在这时，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努尔哈赤，在宁远（今辽宁兴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今辽宁沈阳），不久，忧郁成疾，死于背痈。这一年是明天启六年，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后第三年，葬于福陵。庙号为“太祖”。谥号最初为“武皇帝”，后改谥“高皇帝”，历代不断加谥，最后的谥号是：“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在他死后十年，便改国号为“清”，因此，努尔哈赤不仅是名义上的，也更是实际上的清朝奠基人，是清代“第一帝”。《努尔哈赤（珍藏版）》对努尔哈赤四十余年的战斗经历，作了详尽的描述，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并采官史、野史，力图向读者奉献一部既有历史借鉴作用，又有文学美学价值的可读性、可信性皆备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从血染黄沙的征战搏杀，到春意躁动的闺中逸闻；从皇族贵胄的玉食锦衣，到市井小民的野趣俗情；从女真的衍演兴盛，到明廷的没落衰败，均有力透纸背的笔墨渲染，令人在开卷掩卷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与收获。

嘉庆皇帝（公元1760-1820年），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第十五子他秉赋聪慧，博览史书，觉得乾隆的青睐，而荣登皇帝，但此时的大清，已因乾隆晚年的好大喜功、和珅的贪婪卑劣、官吏的玩忽职守而风雨飘摇。为了重整山河，嘉庆首先拿第一大贪官珅开刀，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先后铲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但他性情优柔寡断，对弊政多是惩而不杀，戒而不绝。可以说，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也正是他为吏治伤透脑筋的二十五年，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大清“唐乾盛世”的好时光从他手中开始败落。

冕旒稚子已荒唐，傀儡衣冠更可伤。额手雄鸡唱彻后，神州从此无君王。——富察·鹤年先生作《清帝十二咏之十二·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作为大清也是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位封建帝王，溥仪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并不是上一代皇帝光绪的亲生儿子或者手足兄弟，而是其“本生弟子”，也就是亲侄子，他的生父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光绪病重期间，溥仪奉太皇太后慈禧懿旨被“教养宫内”，几天之后光绪去世，他又奉太皇太后旨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的是穆宗也就是同治的香烟，同时兼承大行皇帝光绪的宗祧。这一年，他刚刚三岁，正式场合大家称他为“宣统皇帝”，而背地里，朝野上下都管他叫做“小皇上”。宣统皇帝登基之后没有多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民主革命的暴风骤雨，推倒了大清王朝，也使得宣统还没来得及亲政就退了位，成了“清逊帝”。这当然是他、更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不能接受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复辟活动，甚至不惜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借助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在东三省搞了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当上了“康德皇帝”。后来日本战败，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移交给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洗心革面，最终完成了由封建皇帝到新中国公民的历史转变……关于溥仪的这些历史，他本人有过一部著名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光绪皇帝（公元1871-1908年），生于同治十年，道光第七子奕譞之长子。在继承皇统问题上，颇费了慈禧老佛爷的一番周折，才被“破格提拔”光绪是大清帝王中最富悲剧色彩的一位，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何等艰难的事！艰难到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生身父亲，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他不耻于向洋人低头屈膝，但却没有权力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画押，他不甘于让国家落后挨打，却无力把新政推行到底。他不屑于永远当被掣肘的“儿皇帝”，却连自己的小命都被“母后”亲手扼杀了！

《王之道—从痞子刘季到高祖刘邦》这是一本关于刘邦的书。虽然刘邦的故事已经不再稀奇，但作者讲述故事的语言和角度却很特别。这可能也正是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在2008年如此受读者追捧的原因吧。　在小川的笔下，刘邦的形象从刻板的史料中突然变得亲切起来，像一个我们熟识的朋友：有点懒，有点爱吹牛，有点怕老婆，但也十分讲义气，十分大方，还喜欢喝酒，喜欢在众人面前耍宝，更喜欢美女……但正是这样一个有点“痞子气”的刘邦，用他“痞子气”的个人魅力征服了萧何、张良、韩信等一大批天才级的人物，并甘愿为他出生入死，最终战胜强大的对手项羽，建立大汉江山。可以说，小川以他贯有的现代性眼光与平民情怀，用幽默风趣又不失理性的语言，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汉代开国君王刘邦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人生，还带我们重温了那段同样精彩的历史。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一生。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