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徐渭评传》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考述徐渭生平，研究徐渭文学、艺术、思想的学术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有四个特点：一、注重学术与文艺思想及创作的综合性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实践中见其思想底蕴；从学术、思想的高度观照文学、艺术创作。揭示贯穿徐渭人生以及诸文艺形式的思想内核。二、在文献考稽的基础上分析徐渭的思想内涵。三、从时代潮流的激荡交汇中透视徐渭的思想特色、文学艺术贡献，厘定其历史地位。四、从人生与艺文的互动中分析风格的成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徐渭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玩主：嘉靖皇帝传（上下册）》是国内第一部嘉靖皇帝的传记。嘉靖是明代不可不读的传奇皇帝。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汉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四十五年。他一生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他以少女身体力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 ，导致“壬寅宫变”；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活活勒死在床上。传世名著《金瓶梅》的故事就发生在嘉靖年间。他求仙享乐，荒淫纵欲，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自有见地。他的当朝，产生了严嵩这样的奸臣，也催生了海瑞这样的大清官。他的一生，是由人变“怪”的一生，是极度放任的玩主模本。青史留迹，只得由世人辨看评说。

司空图是晚唐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倡导诗应有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又提出了思与境偕的著名论断，还在＜＜与王驾论诗书＞＞中对唐诗的发展作了最早的系统归纳.他对诗歌理论更大贡献在于运用上述三外说，总结唐家一代诗而创作了＜＜二十四诗品＞＞，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里程碑性质的经典著作.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司空图的生平经历作了系统考订，多有新见.书中以较多篇幅对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作的观点提出反驳，并首创＜＜诗品＞＞为＜＜唐诗＞＞总集＜＜擢英集＞＞各类之赞词说，论据较充分.书中对司空图的思想体系，文艺理论体系作了系统分析，多有创获.本书写作中认真学习继承了古今学者对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的成果并作了归纳，在各方面均提出了自己较精到的见解，是一部体大思深的研究著作.

曾国藩是一个性格表现多侧面的复杂历史人物.他一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延祚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其为官治学又不无可取之处.奔丧湖的特点在于是其所当是而非其所当非，克服了以往在曾国藩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一刀切倾向.全书主要分人生道路与学术思想两部分，而重点在学术思想，概括较全，论述较深，把握较准，于零散中理其脉络，在批判中寻其旨归，录入所未录而发人所未发，既有利于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又要有助于今日为官为学的借鉴，将曾国藩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以人为卷视所论著篇幅之多寡，或分卷或合卷，合卷并考虑到了入选者的学科性质和师承关系。这是第一批，四十四家，共三十五卷。所收著作以典范性和代表性为基准，主要从学术本身的独立价值着眼，虽然有的著作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版过，但纳入经典系列，在中国现代学术特定概念笼括下出版，尚属首次。入选著作以专著为主，同时酌量选入一些论文，可以说是名著与名篇并重。对学者自述学术次第或集中谈自己为学观念和为学方法的文章，适当有所附载。中国现代学者的著作，撰写和出版的时间跨度较大，版本颇不统一。此次编选，尽量选择好的底本，加以整理，并一律加新式标点。对以前出版过的较好的版本，有的则征得原整理者和出版社同意，径直选入。希望通过这次整理、校订，使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大家的著作，能够成为新的读来较为方便的版本。每卷之前有学人小传，卷末则附有学术年青和著述要目，均系编校者撰写，详略容或不同，内容务求准确，以便利读者查阅。对入选的专著和论文，附有题解式的说明。主要介绍产生之背景、出版或发表之时间、版本演变以及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情况。

苏雪林的父亲，名锡爵，字少卿，号鼎三邑养生，生于同治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兄弟共七人，他为长子。苏锡爵与他的兄弟们青年时代都曾经醉心于举业，甚至还到魁星面前虔诚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热心祀奉如此，其功名也并无多大长进，仅仅限于“进学”一一秀才而已。还在苏雪林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已因举业无望，而把那些闱墨之类的书籍抛得无影无踪了，山在任仁颇有所得的父亲苏锦霞替他们各自捐了官。苏雪林父亲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苏锡爵生有三子二女，苏雪林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当他候补山东道员时，他把第二、三两个孩子绍章、绍兰和妻子杜氏接去，而留下大儿子绍基、大女儿淑孟和小女儿苏雪林在祖父母身边。苏锡爵在山东候补一直没有得到实缺，但差委倒是不断。后来，由于那个颇为赏识他的上司他处任职，他不被新上司看重，遂重返浙江。回来以后他仍不死心，坚持要远赴云南，一则认为云南是个偏远省份，官场竞争少，二则当时的云南巡抚李经羲是个安徽人，估摸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携任用。谁知去了没过多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爆发，又仓皇逃了回来。在外求宦的父亲在苏雪林成人之前与她相处并不长。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杜浣青便成了苏雪林最为亲近的人了。除了父亲之外，二叔和四叔对苏雪林的影响较大。二叔锡恩，字均平，曾进过学。因他所谓天生的克妻命，发愤去当和尚，和尚当不成，便东渡日本留学，学法政科。后曾参与留学生的反日风潮，而被遣送回国。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动员苏家人股中国公学。胡适后来毕业于这所学校，苏雪林因此而认为她与胡适有“渊源”。由于二叔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们探讨“排满”理论，使苏雪林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四叔苏锡圭也在中国公学上学，他天资聪颖，能诗能文，是苏雪林最早的启蒙老师和文学爱好的培养者。苏氏一家迁居上海后，由于人口众多，有出无进，且一住便是三年，经济上眼看着难以支撑。祖父苏锦霞于是放弃了在上海做遗老的念头，率一家人返回太平老家。此时苏雪林的父亲已经无法做官，但他于心不甘，后靠北平的一个同宗的举荐，做了一个小公务员。大概是举荐得力，官虽不大，收入却颇为丰厚；并在省城安庆置办住宅，娶有小妾。可作为长子，大家庭沉重的负担全都压到了他的肩上。祖父回乡后，其故旧反复劝他重新出来做官，虽然他并不是有心要为前清守节，但确确实实做了伯夷、叔齐式的遗老。苏锦霞没有忘记老徽州人的传统，捐资建立了一座学堂，命为“海宁学舍”，一则纪念他那未成的海宁知州梦，二则也使苏姓子弟有个受教育的地方。苏雪林在随家回太平后，曾在此度过一段短暂的读书生活。1998年8月，台南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受苏雪林之委托，几经周折重又花1200美元买回了海宁学舍，并办好了一切手续，捐献给黄山区文化局；同年11月，苏雪林又于台湾汇款3000美元给文化局作维持经费。她对海宁学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苏锦霞在乡间贫窘的生活中未及两年，便于1914年6月去世。

周世宗，姓柴名荣，故俗称“柴世宗”。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于公元954年至公元959年在位。本书叙述了周世宗柴荣的一生，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书中侧重叙述周世宗当政后的各方面的作为，从而力显周世宗的改革精神，在混乱的五代时，周世宗堪称一代明君。本书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述的方式，以免在诠释、理解、语气等方面造成误导。同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录“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所征引的书目。

作者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撼。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是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嘉定一地，为“濒海小邑，无名山大川之胜”，“且建县于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学士故家流风之遗也，士大夫多循谨朴鲁，仕宦无登要路者”。嘉定之学大体兴起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当时徐允禄、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严衍“诸君敦尚古学”。其后黄淳耀“文章气节，照映千古”。人清以后，更从这里涌现出张云章、孙致弥、张鹏翀等不少“或湛深经术，或树帜词坛”的学士文人。这样，“以乡之多善士”，嘉定“邑虽僻小，其名犹著于海内”。应该说，嘉定学人崇尚朴实、讲求气节的文化传统对钱大昕多有沾溉和濡染。钱大昕的祖先原本不是嘉定当地人。明朝正德年间，常熟双凤里的农民钱锱来到嘉定盛泾的一个姓管的人家，人赘为婿，后因没有足够的资费回常熟，便在盛泾定居下来。虽然夫妻二人只有四五亩土地、两间房子，但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钱锱死后亦未归葬常熟，就在当地埋葬，是为钱大昕的始祖。此后钱家子孙繁衍，并以耕起家，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断积累而逐渐富裕起来。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一个家族人丁众多时就会分门立户。这样，钱家到了钱锱的孙子辈的时候开始分家，分为两支，一支居于外冈，一支居住在望仙桥。迁居望仙桥的就是钱大昕的高曾祖，名叫钱炳。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是县学生，父亲钱桂发是县学附生，都做过课徒自给的乡村塾师。钱王炯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六十九岁时，赶上朝廷恩诏赐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粮食和布匹，同乡中有不少人通过虚报自己的年龄来领取赏赐。有人劝钱王炯也这样做，钱王炯却态度严肃地声言：“寿命由天，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钱王炯在教授弟子时还曾引《管子·枢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引《淮南子·诠言训》“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体现了一种无私无欲的境界。钱王炯年过八十仍读书不辍，并说“一日不读书便俗”。父亲钱桂发同样“性耿介，不妄与人交。友朋有过失，规箴必尽所欲言”。父祖辈的精神品格和生活作风，对后来钱大听的人生道路、学术历程产生了潜移默化、刻骨铭心的沾溉和影响。而这种沾溉和影响，在钱大听自己所写的饱含深切感情的回忆性文字中，也很容易感受得到，而且其晚年所著《十驾斋养新录》之“养新”二字，还是来自祖父钱王炯的书斋名。钱大昕在《养新录自序》中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张子厚《咏芭蕉》 ……

黄遵宪，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派诗人、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黄遵宪评传》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考察了黄遵宪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轨迹，重点论述了黄遵宪的外交思想、政治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和中西文化观，探讨了黄遵宪与近代中国思想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相关度，多层面地展现了黄遵宪的生平事迹、心路历程和思想特色，客观地评价了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全书坚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论从史出，夹叙夹议，注重整体把握与具体考证相结合，力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