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了罗愿、朱熹、黄生、江永、江声、戴震、程瑶田、胡适、胡竹安等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

萧乾：漂泊者在路上》，李辉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图书之一。本书描写了萧乾作为新闻记者漂泊的一生和他的文人生涯，还有他的感情生活和文革遭遇。正如他自己这样评价自己：“平凡，因为它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他幼年时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他时明时暗，却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他遭遇过沉重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他还命长，居然活着看到乾坤的扭转，也看到了自己错案的改正。他是由衷地感激。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这就是主人公萧乾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这是一本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画传型图书。以萧乾的一生为背景，选择最能凸现其性格和命运的人生片断，文字简练，图片丰富，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一页页书稿，还有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活泼的图片说明，比通常的文字描述更丰富更特别，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读者能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萧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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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闻一多与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史家闻一多》、《闻一多对道家思想的研究》、《论闻一多的爱情诗》等60多篇文章。

卓文君天生丽质，容貌姣好，自幼聪明伶俐，博闻雅识，诗歌词赋，无一不精，更兼擅长音律，琴技无双。　然而，这朵妖艳欲滴的鲜花，却遭到狂风暴雨的摧残：父亲为了攀附权贵，将她嫁与李家公子。丈夫体弱多病，撒手西去，文君只得独守空房。李府内妻妾争风吃醋，丑态百出，文君发现身边有一双邪淫的眼睛……　才华横溢而又穷困潦倒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倾心，双双坠入爱河。琴声相约，雪夜私奔，文君冲破世俗观念，抛却锦衣玉食的生活，毅然扑入受人怀抱，贫寒的生活随之压向她柔弱的肩头。　他日司马相如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心生纳妾之意。卓文君悲痛欲绝的眼泪化作哀婉动人的诗句，相如读罢如当头棒喝，羞愧中找回从前的自我，二人始得生死相依，百年好合。

泰戈尔出生于书香门第，排行第十四，几位兄长是孟加拉文苑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泰戈尔受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从小酷爱文学。他八岁开始练习写诗，十四岁发表处女作《林花》，直到逝世前口授最后一首诗《你创造的道路》，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他的作品篇帙浩繁，除了五十二部孟加拉语诗集，还有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三十多个剧本，两千余首歌曲，以及二百多万字的散文。...

本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继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后，与华夏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又一套大型丛书。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接受教育。他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也是普希金之后才情最高的俄国作家之一，他的长诗《恶魔》、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诗剧《假面舞会》等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中的瑰宝。本书作者顾蕴璞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依据丰富的外文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个人体验，结合本人的学术界莱蒙托夫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莱蒙托夫的生平及创作进行全面而精辟的叙述和评论，情思深切，论述细密，充分展示了莱蒙托夫及其创作的巨大魅力和深远意义。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之一种。书内附莱蒙托书年谱、主要参考书目及有关图片资料。

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了世道之心。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语气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他出生的那幢红顶房上。——余秋雨这本安徒生自传，是目前我国首次出版的第一本安徒生传记。详细地记叙了安徒生一生的奋斗历程与心中历程。

本书共四卷：卷一·木兰歌卷二·水龙吟卷三·金缕曲卷四·火凤凰金庸：我读《张居正》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急待的先睹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于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的开始阅读了。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决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决不使用，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视的。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这是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曾强调说，他这工作困难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为了工作，应当不怕牺牲而踹下去。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当选之后说，他决心将记得的两句话，作为工作的信条，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副对联是林则徐的，意思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必当全力以赴，个人的生死荣辱、进退祸福完全不在计较之中。我想当国之人，必须有这样的大丈夫抱负。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林则徐无愧于此，张居正在大关节上也能凛然而为。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思想。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的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金庸

《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李辉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图书之一。该书讲述了田汉青年时期的浪漫情怀、与文艺界人士如郭沫若等的交往片断、他的艺术生涯、文革中的悲剧等人生经历，还有他与一生中的四位夫人的剪影。这是一本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画传型图书。以田汉的一生为背景，选择最能凸现其性格和命运的人生片断，文字简练，图片丰富，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一页页书稿，还有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活泼的图片说明，比通常的文字描述更丰富更特别，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象。读者能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田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