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南宋吉州吉水县湴塘村（今属江西吉安市吉水县黄桥乡）人。绍兴二十年（1150）首中乡举，二十四年中进士。历官赣州司户、零陵县丞、知奉新县、临安府教授（未赴）、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将作少监、知漳州（未赴）、知常州、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广东提刑、尚书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兼太子侍读、右司郎中、左司郎中、秘书少监、知筠州、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弃官回乡，特授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授至宝谟阁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卒谥文节。著有《诚斋集》133卷、《诚斋易传》20卷、《诚斋策问》2卷。杨万里首先是一个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南宋四大家”。据说其平生作诗两万多首，今存4200余首。而且其诗名在当时是在陆游之上的。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诗云：“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云：“四海诚斋独霸诗。”陆游自己也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其诗独具个性，被号“诚斋体”。杨万里又不仅仅以诗名世，他还是一位爱国忧民、“也有性气”、“终身厉清直之操”（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5）的直臣。同时，其经学，其政论，其辞赋，其文章，也都具有相当的造诣。然而多少年来，甚至一直缺乏对杨万里的全面、系统研究。关于其生平，除早期几篇语焉未详的简单年谱之外，迟迟未见较为详尽的《杨万里年谱》问世。这对杨万里研究的深入开展，当然是一件极为不利的憾事。杨万里（诚斋）系“南宋四大家”之一，诗歌创作自成一休，号称“诚斋体”，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年谱的出版，对推动杨万里研究有重要意义。

十年过去了，好像汪曾祺并没有离开，许许多多热爱他、喜欢他的人依然生活在他的世界中，以自己的方式与他交流着，就像经常相遇的老朋友，见了面打声招呼：你好，汪曾祺！那么亲切，那么自然。的确，汪曾祺并没有走，他在他的作鼯中长存，和与其相遇的的人倾心交谈，诉说着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杂志上发表小说。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曾获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

这本书主要分为上辑和下辑，通过一些简明的语言阐述了作者眼里的文化。最后作者用了一句话，让人费解：它提醒某些人，它批评另一些人，它诉说苦恼，也把欢乐讲明。...

本图传传主梁实秋先生，生前一直备受争议：先是在清华文学社与闻一多、吴景超等人相过从，虽然才能服众，但因“为人太苛”而每每为人侧目；后在新月文人圈内部与徐志摩等人不甚相谐。当然最激烈的是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艺家“痛打”“乏走狗”式的攻击与批判，这样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一直延续到国内学术文化舆论对他长期的挞伐；最后，他的黄昏恋又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在海峡两岸，像梁实秋这样终其一生始终成为如此显赫的争议对象的人物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在他死后，在他长期遭到挞伐的中国内地，他的著作持续热销，他的散文备受追捧，他的历史“积案”也经常被提到重新评价的突出位置。以此，梁实秋成为现代中国最富色彩的传奇性文化人物之一。梁实秋，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生于北京。 他是20世纪华语世界一代文学宗师，为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沉甸甸的著译。 他用他的生命垒起了一座座了不起的文化丰碑—— 独力译成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 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并选择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英国文学选》； 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 他更以《雅舍小品》等十余部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中国的中古时代是有名的专制、混乱、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文人来说，是危险的，绝望的；无论才华和生命都无足轻重。然而，地狱开出了“恶之花”。像嵇康、阮籍一流人物，即以他们不同的抵抗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显示了各自独立的存在。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个案”——他视“惟有读书高 ”为信条，却偏偏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正规学历；他想毕生从事历史研究，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改写小说；他从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工龄计算却始于新中国开国的1949年；他有出色的外交潜质，却常常不能妥善处理身边琐事；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因为太刚直太耿介而每每得罪朋友；他无机心少黠虑真诚待人，却在直至临终时仍然是一支孤单的“独立大队”；他被划为“右派”，在逆境中却锲而不舍地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从而使他成为55万左右派中，能够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和支持，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奇怪个案”就是作家姚雪垠！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情节，介绍了这为作家人物的传奇一生。

本书是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大历诗风》一书的姊妹篇，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旁采诸家、广泛征引，并深入发掘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大历诗的诗史、流派、诗人及具体作品，对大历诗本身的历史演变和它承前启后的具体路径作了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全书史料丰富，考证严谨，论述系统、可靠，使读者得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大历诗的面貌。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诗歌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下编为诗人生平与作品考证。

《读陶渊明集札记》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对陶渊明的一生行迹作品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其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及文学价值。上篇从横的一面，评析陶渊明作品的内容价值和文学地位；下篇从纵的角度，对历代评陶渊明的文献进行了详尽的评论和分析，展示了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对陶渊明不绝于缕的回响。

纪念王小波辞世十周年，因离去而被铭记，因智慧而被追随。他选择的美，不是一种纯然严肃的美，更多的是趣味或amusement，他最怕的就是无聊，这正是智商高的人的特点。——王小平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艾晓明这本书是在十年前的一本纪念集的基础上重新选编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原有的，也增加了一些当时没有赶上收入的文章，以及人们新写的文章。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了解王小波其人其书，希望他的生命和作品永远活在爱他的人们心中。

《鲁迅文化史》就是响应鲁迅后人的天问系统考察“鲁迅究竟是谁？”的专著，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了解鲁是如何成为“鲁迅”的。回顾文学家鲁迅从1906年到2006年的文化史，类似于对鲁迅进行考古挖掘，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是如何成为具有众多象征含义的文化符号“鲁迅”的，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是如何结合时代因素对鲁迅进行新的阐发与诠释的，这些观点各异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阐发与诠释就像是不同的色彩颜料被不同时代的画家按照各种需要随意地涂抹在鲁迅身上，鲁迅的形象也因此而成为色彩斑斓的或者说是千疮百孔的木乃伊。鲁迅之子周海婴说，“在二十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鲁迅在逝世之后被推上了圣坛，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仍然处在圣坛之上，远离人间社会。1985年，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在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鲁迅研究博士论文中呼吁要“回到鲁迅那里去！”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富仁的呼吁很快就遭到了批判。进入二十一世纪，鲁迅终于走下了圣坛，回归了人间社会，但是鲁迅的形象还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化的束缚与限制。2006年，鲁迅的后人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发出了“鲁迅究竟是谁？”的天问呼吁要“还原历史中的鲁迅”，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