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以图读传”的形式，辅以专题、名人名言栏目，并与内容同步配以生动、有趣、丰富的“知识链接”和“资料链接”，精选大量与托尔斯泰紧密相关的各类图片，以简洁大方的版式将图片与文字有机结合，再现了托尔斯泰传奇的一生，使读者看到一个全新、立体的托尔斯泰，并能从中获取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宝贵的人生经验。

《曲终人未散·靳以》为“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之一，主要向我们展示了著名作家靳以的人生传奇。靳以（1909～1959）：著名作家，编辑家，教授。天津人。原名章方叙，笔名靳以、方序、苏麟、陈涓、章依等。少年时代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入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投稿，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8年在鲁迅所编《语丝》杂志上发表处女诗作，次年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即以写作与编辑为生。编辑了10种以上大型文学刊物和文艺副刊。主要有：《文学季刊》（与郑振铎共同主编）、《水星月刊》、《文季月刊》（与巴金共同主编）、《文丛》月刊、《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现代文艺》、《中国作家》、《小说》月刊，以及《收获》（与巴金共同主编）等。抗战时期，任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后任教十余年。后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著作约40部。主要有：长篇《前夕》，中篇《秋花》、《春草》，短篇集《圣型》、《珠落集》、《远天的冰雪》、《遥远的城》、《众神》等，散文集《猫与短简》、《渡家》、《雾及其他》、《红烛》、《鸟树小集》、《沉默的果实》、《人世百图》（杂文）、《幸福的日子》等。去世后，有《靳以选集》、《靳以文集》、《靳以代表作》等行世。

苏轼的诗、词、文、书并雄一时。但在王夫之看来，苏东坡荡闲败度，是妖人、小人，　“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魅久矣”。在朱熹看来，　“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他比较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德行，说“东坡之德行哪里得似荆公”。苏轼值得后入学习的，也就是文辞而已。张戒则干脆说：“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鲁直）。”《苏东坡这个人》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心理因素，结合苏轼的人际交往经历，在深入分析其诗词和散文代表作的基础上，以苏轼仕宦生涯的跌宕变化为主线，全面解读了苏轼这个人，揭开了所谓名士风度下的另一面。虽为一家之言，亦不妨一读。或许它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苏东坡传（图文版）》是文学大师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苏东坡是诗人、画家，也是历代文人墨客从政的标杆。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洁身自好。他从政官场但不精于自谋，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他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

本书从纳博科夫的家族历史与完美童年写起，到纳博科夫一家踏上美利坚国土前一刻结束，在时间段上与纳氏唯一一部自传回忆录《说吧，记忆》刚好重合。在这部享誉世界的纳博科夫评传中，纳氏虚实相间欲与还休的记忆不曾说出的，博伊德替他说了下去；纳博科夫的读者们不曾读懂的，博伊德替他们读了出来。纳博科夫毕生创作中所有精心埋藏的典雅谜题，向读者发出的狡黠挑战，都被博伊德一一破解：也许，他正是纳博科夫所召唤的那个最优秀的读者。作为纳博科夫最权威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博伊德以一个学者的深邃，一个理想读者的洞察力，一个讲故事好手的天资，勾勒纳博科夫生平跌宕，专注于刻写其“生命纹理”，更在对其作品的详尽解读与“解密”上做足功夫，是一部纳博科夫爱好者与研究者们无法绕行的“纳氏宝典”。博伊德重拾纳博科夫抖落的回忆线头，甄别，辨伪，组合，串连，翻转，复原了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的生活场景，并带领读者一路蜿蜒而行，穿梭于其生活与创作之间。博伊德致力于纳博科夫谜一般的个性及其对其创作的影响，揭示出纳博科夫对人类意识的哲学思考，描述其哲学观的发展轨迹，并就这些观念之于其艺术创作的影响加以阐发，辅以大量精致透辟、独具慧眼的文本细读，提炼出纳氏其文其人所独有的诗学特征：独立与花样。他指出，作为一名作家、昆虫学家与博物学家，纳博科夫唤醒了我们对细节、整体与和谐的注意，他提醒我们，只要不以想当然的眼光看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庸常的生活洪流中潜藏着的艺术品质，从而深入一个更加丰饶的世界；在感受作家无穷的创造力的同时，看到世界那无限的创造的神奇。我们是时间与个体意识的囚徒，然而，在艺术或科学中，在记忆、想象、意志与良知之下，人类心灵可以自由驰骋，穿越自我的禁锢与时间的铁栅。源于热爱与懂得，博伊德的评传与纳博科夫的行文风格一脉相承，其结构之完美，论述之精妙，解读之细腻，引征之繁复，行文之诗意，蕴涵之丰盈，无处不流溢出大家气魄，至今无出其右者。

《星月皎皎水边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爱世界》用细腻动人的语言讲述沈从文与张兆和烂漫、纯真的一世情缘。沈从文在自己的课堂上对还是学生的张兆和一见钟情，随即一股脑地写了三年情书，终予修得正果。婚后的二人，相守则红袖伴读，伴出令读者击节的经典《边城》；相别则鸿雁传书，传成温馨动人的《湘行散记》。随后而来的战火把沈从文与张兆和“赶到”云南乡下相濡以沫。解放前夕，面对新旧势力的两面讨伐，沈从文在抑郁中自杀未遂，张兆和苦撑危局，最终唤醒沈从文。在黑白不分的十年动乱时期，沈从文与张兆和不离不弃、风雨相携；到了风甲浪静的晚年，两人平淡相守、偕老余生。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86年4月14日逝世。二十多年之后，虽然她的作品和她的个人生活始终备受争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20世纪法国作家中的大师级人物。她的显赫声名，缘于作为一位文学家和一名存在主义学者在文学界与思想界所拥有的卓著成就，而且，她又是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本书是一部全面的波伏娃传记作品，记录了波伏娃一生生活、感情、思想、创作等方面的种种历程，再现了她叛逆和传奇的一生。她和萨特“奇特的爱情”也是故事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二人的关系中，不断地有他或她的情人加入进来，在充满嫉妒、怨恨、厌倦的混乱状态中凸显了波伏娃-萨特组合的实质——思想高于爱情，对这些事情的讲述也揭示了波伏娃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多情、细腻、敏感、脆弱的一面。这部作品也是波伏娃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资料分别来自传主的作品、与传主的访谈对话录，尤其是晚近发现的多达一千六百多页的与美国情人艾格林的通信。“在涉及具体的事实时，激动不是理由。”波伏娃对作者作如是说。由此，就内容的真实性和材料的新鲜感而言，本书有独特的优势，生动细微，真实可信。

一般人会觉得梁、叶两人，一为古典，一为浪漫。其实不确。凡第一流人物必皆两者兼备。若有不同，不过是畸重畸轻有别而已。实秋老师崇尚古典，尤其推崇白璧德，对浪漫主义不敢恭维。大概认为古典主义是“全”（“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合”），是“艺术的健康”。而浪漫主义应该是“偏”（“一切感情过度的病态”）。后来我读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尊的书，他说：“欧文·白璧德在墨索里尼身上看到诋毁卢梭著作的希望，这完全合乎逻辑，一点也不意外。何况这个独裁者对英雄主义的煽动从表面上可能使人想起浪漫主义对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赞美。”巴尊又说：“如果有人查寻公认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信息，他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最显著的特征。”我们知道实秋师最反对用“集体主义”来压抑、否定个人的价值。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与对卢梭的非难岂不矛盾？其实白璧德与巴尊都是可敬的学者与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一样有价值。理性与感情是建构“健康”的思想不可偏废的两大支柱。回头看梁、叶两人，表面上似乎有古典与浪漫的不同，骨子里却都既古典又浪漫。其实，古典与浪漫，理性与感情，节制与放逸，人在种种不同时空与处境中，在野在朝，或藏或行，各因其性格与才具而造成不同的光华与业报。实秋老师后半生不问世事，努力写作，留给后代大量隽永的文字。我深信单凭雅舍小品已足千秋。

《北大的才女们》收录了北大现代以来的十余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女学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北大的才女们》图文并茂，十二篇文章配入照片八十余幅，时间跨度近百年。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才女们风华正茂的英姿、求学的勤勉、志趣的高远、家庭的美满，更能深切地感受她们对现代科学不懈的探索精神……《北大的才女们》选取了陈衡哲、冯沅君、赵萝蕤、池际尚、高小霞、王颖、喜勋、石青云、许志琴等在近百年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学术贡献的北大女性学人，旨在展示北大女性风华正茂的英姿、求学的勤勉、志趣的高远、家庭的美满以及她们对科学和学术的不懈求索精神。

《巴黎隐士（卡尔维诺自传）》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但毫无疑问的，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二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他计划怎么处理，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