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6月11日，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生于河北辛集。他早年投身革命，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在青年时期便创作了大量极富战斗精神的作品，在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广为传唱。在此次系列纪念活动中，吉林大学文学院还举办了“公木生平图片展”，出版了《天地境界德艺流芳——公木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文集，本文集以精美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史料记载记录了公木先生的生平事迹。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和同事梁飞提着两包共计四百一十六张光碟，登上了由台北直航北京的客机。我们的其他行李均已托运，唯独手提的这两大包光碟须臾不敢离身。这是王璞先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录影传记”和“台湾艺文活动纪录片”。“录影传记”留存的，是苏雪林、无名氏、林海音、柏杨、司马中原、罗门、尹雪曼、王鼎钧、痖弦、洛夫等一百二十一位作家的口述自传，“艺文活动纪录片”则是台湾近十年间各种文艺奖颁奖典礼、新书发表会、学术研讨会与学术演讲、书画展览、刊物的庆典乃至文艺界人士的寿喜婚丧等活动的真实记录。无论是“录影传记”还是“艺文活动纪录”，皆因一段段历史的流逝和一个个生命的老去而愈发弥足珍贵。在机舱里坐定，我开始思忖，二十天后，王璞先生和夫人应该也是乘同一个航班前往北京吧。次日，我们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简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那么，忝为馆长的我，该在仪式上讲点什么呢？短短一周的台湾之行，是应《文讯》主编封德屏女士之请，为出席陈映真先生创作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而来。同时，我一直要做的唯一要事，就是拜访王璞先生了。一周间，我和梁飞曾两次前往先生府上造访。想起在溽热中听先生侃侃而谈他的“作家录影事业”，想起八十三岁高龄的先生带着我们爬上跃层的陡梯，亲手把早已在工作室整理齐备的碟片交给我们……感动早已在当时就油然而生了。

陈衡哲是中国首批清华留美女生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她同情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被胡适称为 “最早的同志”。归国后受聘北京大学，又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教授。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曾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作为一位贤母良妻，她为家庭和子女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三个儿女后来都卓然有成。而她与任鸿隽、胡适“三个朋友”之间的风雅往事，更是成为一段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一再提起的传奇。《陈衡哲传：“造命”人生的歌者》为其传记，收录了其生平事迹。

《《李白与杜甫》》是一代文豪郭沫若晚年的封笔之作。此书四十年来争议不断，有论者誉之为一代“奇书”。该书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作者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生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李白究竟是哪里人？为什么李白能一生游山玩水却不为生计愁？为什么李白会成为道士？为什么说杜甫是禅宗的信徒？为什么说杜甫嗜酒不亚于李白？作者还饱蘸情感，叙述了李杜二人的从政历程，并对当时的政治风云、权谋之争作了细致剖析，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最后的“李白杜甫年表”则呈现了一代天朝从盛世荣光到凋零衰败的万千气象。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作者语言极富诗意，行文充满活力，写法独具典范价值，不愧为名家大手笔。

辛弃疾被认为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领袖，曾写下许多慷慨豪迈的英雄壮词，也有婉约细腻地表达儿女情长及其日常生活的妙词。而他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又是別一番曲折动人。百家讲坛主讲人赵晓岚教授继评说李煜（《赵晓岚说李煜：林花谢了春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４月出版）之后，又对这位“醉里挑灯看剑”的词人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进行了绘声绘色地讲述。书稿对讲演稿作了较大的补充、修改，主要是在各章新设置了一些悬念，增加了传奇性，使之更具可读性。

我国古代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发展到汉朝，达到了顶峰，这个顶峰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不仅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散文家。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对他们以前的文学作品、文化遗产作了总结。他们各自处在一个由鼎盛转向衰败的时代，他们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这一转变时期的历史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他们总是批判那个时代旧的、腐朽的东西，探讨新的、未来的东西。就司马迁来说，他的名著《史记》总结了汉武帝以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和文化。我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到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一个极其兴盛的时期。盛之始，衰之渐也。随着桑弘羊平准政策的成功，社会弊端也在滋长、丛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司马迁，他以一支饱含着感情的笔，在批判已经滋生的各种社会弊端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答案。我们就是要探讨司马迁是怎样批判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的，他是怎样看待历史发展的。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生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见《太史公自序》张守节“正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一种认为他生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见《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阴谋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作者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真实得近乎残忍，似乎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但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季承为我们树立了写回忆录的标杆，这是读者的福祉。

关于鲁迅的传记不少，而《鲁迅传》则是由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的林非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共同撰写，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这部以文学笔法撰写的传记，以其思想的开阔和扎实的文学基础，成为众多“鲁迅传”中的佼佼者。全书从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勤奋写作、关心青年、友谊往来、不幸的婚姻、美满的爱情等各个侧面，真实地记述了鲁迅的一生，再现了鲁迅的人格、思想、艺术和学识。《鲁迅传》不但文学色彩较浓，而且思想深邃，对鲁迅思想、性格的理解颇多独到之处，又善于把这种理解体现在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和对鲁迅生平的叙说之中，书中对鲁迅经典作品相关段落及其语录的恰到好处的引用，也给作者的叙说做了很好的印证。

鲁迅先生的书中充满了诗意，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有着诗人的情怀、气质；诗贯穿了他的一生。只要不脱离当时的背景，那么即使是在他反对和批驳一些诗和诗人时，也能发现他对诗的爱和向往。他曾经不断地向古代中国诗人、近代的外国诗人，寻找认同和借鉴。他的心属于被侮辱、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他的心是敏感的，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伤害，他是那个时代最孤立的，也是最强大的人。

他信奉陶渊明，追踪布朗宁，朝顶诗神缪斯，一生无怨无悔。他就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出版家——屠岸。《生正逢时》是他耄耋之年对过往岁月的潜心回顾：犹记在干校时为了与儿女短暂的团聚，他与妻子徒步几十里赶往车站的身影；难忘批斗时，吴晓邦那一声“我爱她”的深沉低吼，田汉扑通一跪时依然挺立的胸脯。小组会中，艾青发出了“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的愤懑之语，让人感同身受；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吐出了“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的卑微恳求，令人无限唏嘘。在对文坛往事、故友旧交的平静叙述中充满了宽容与豁达，回首自身遭际却在在是反思与自省。确实说过错话，也曾违心做事，屠岸坦承曾经的软弱与恐惧、彷徨和懊悔，以真诚与历史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