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19世纪匈牙利著名革命爱国诗人。他出身贫寒家庭，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当过兵和流浪剧团演员，历经人世间艰辛，为他的诗歌创作和走向革命道路打下坚实基础。他的诗歌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具有质朴、清新、明快与豪放的特色，极富艺术感染力，不愧是开创一代新风的诗人。笔者在悉心研读原作的基础上，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结合自身的体会和观点，在书中就诗人的人生道路、诗歌发展阶段和成就，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予以全面阐述与评介，展示诗人创作的真正意义，以及他勇于奉献的革命人生。

他曾因编辑《武汉评论》而遭蒋介石、汪精卫追杀，却又因主张“阿狗文艺论”成为鲁迅笔下的“第三种人”，而备受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作家抨击； 他曾放弃日本公费留学，以文学作刀枪，力主蒋介石抗日，却又参与十九路军的反蒋“福建事变”； 他曾舌战过美国大使赫尔利，抗议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的幕后交易，却又被蒋介石“免兼各职”；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自我流放台湾，却又于1988年以“立委”身份首开两岸破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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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五年鲁迅研究年鉴》是“鲁迅研究年鉴书系”的第四本了。编完之后，略有感受。首先当然是高兴，因为这证明虽然已经老迈，但还是在做着一点自己和朋友们都觉得略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从第一本到这一本，其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在某种情况下，其本身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检测，也是对某种事业的存在价值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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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传说故事是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尽管它们往往散见于各种史外闲书之中，但这丝毫掩饰不住它们的文学价值和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书中尽显了文人墨客之间的唱和往还，文人墨客与官僚政客之间的斗智斗勇，以及与风尘女子们的恩恩爱爱。这些故事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当时时代的丰富生活画卷，具有极强的知识性和浓郁的趣味性。文人传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它在高雅之中显现出真趣，婉转之中蕴含着清丽。读这些故事可以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还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味，对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有教益的。

吴梅村的诗，在明清之际的诗坛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被号称为“梅村体”。所谓“梅村体”主要是指他的歌行。梅村的歌行，一方面是对元、白歌行的继承，同时他也吸收了初唐四杰的壮采和他们歌行的特色。特别要指出的是，梅村的歌行，不仅仅是初唐四杰和元、白的继承，而是有了重大的发展。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用歌行来写重大的历史题材。梅村歌行具有史诗的价值。原是人所共知的。但梅村以歌行体来写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作者特意这样做的，诗人在临终时曾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可见诗人确是有深意的。所以在梅村的集子中，这种带有史诗性质的歌行，就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他的成就也就显得十分突出。梅村的歌行，不仅受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又有新的发展，又有新的突出的成就，因此他的歌行又给后世以很深远的影响。所以，一部文学史，如果避开吴梅村，那末对于明清之际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就不容易说清楚，特别是对“梅村体”的产生和它的影响，就无法说明。

我虽生于战乱年代，还未满月，家就遭到日本浪人的骚扰，不得安宁，但我却成长于文化氛围十分优越的环境中。得到的家教固不待言，我的父执辈中，就多知名学者，都是在文学界、史学界等占有很高地位的一代学人。因此可以说，我是在众多品学高尚的学者呵护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从而养成了我敬重学人、尊重长者的秉性，督励自己不断努力奋进。惭愧的是，年已古稀，依然学无所成，愧对众多尊长师友的教诲。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写过不少文章，内容多为回忆与纪念尊长师友的，也还有一些存稿。本想一一找出，整理编排成书，但工程不小；且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应不同的报刊杂志的不同要求写成的，极不协调。所以另起炉灶，写成是书，聊表一己对一代尊长师友的敬仰之忱。有些事虽琐细，却不失真切，最后厘定凡六十位。编写至此，历历往事如在目前，难抑沧桑之感。《音谷谈往录》以作者亲身经历、个人视角、记述郑振铎、沈从文、叶圣陶、顾颉刚、顾廷龙、谢国桢、赵朴初、启功、俞平伯、钱钟书等六十位当代知识界著名学者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配以学者们题赠的书画作品，与文章内容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