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联是著名诗人、词人，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为汉赋、唐宋诗词以及清代诗作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瑰宝注入新的生命力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王元化先生为之寿序云：吾民族所承受之文化，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贤者多以文学创造为旨归，而传统文学创造之主流，端在诗歌一脉，虞山梦苕庵钱公仲联先生“代诗豪也！”《诗学霸才钱仲联》侧重在对钱仲联所处人文环境的介绍、钱仲联诗歌创作阐述和钱仲联史学研究介绍三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在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斐然的钱仲联的全貌。全书结构严谨、分析细腻、评述得当、语言流畅，是一部较好的学术人物传记。

《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是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著述的闻一多传，文笔生动，图文并茂。书中所用资料一部分取材于闻一多先生的书信、文章、论著以及有据可查的他人文字材料；另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回忆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书中配有近150幅珍贵老照片，生动地展现出闻一多先生传奇的一生。《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不仅写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而且也表现出作为父亲的闻一多。闻一多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无私无畏，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绝不屈服；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作者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的父亲，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深入认识和了解闻一多。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被“历史”诟病得无以复加的这么一个人物，即便是今日各大出版社已纷纷出版当年他的畅销书以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少不了在前言后记中似模似样地骂上两句“罪人”、“人生失败者”。尽管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存在巨大的疑点，在潘汉年和袁殊的“汉奸”罪名被洗刷之后，他还逃不了一个“文化汉奸”的恶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永远绕不开他的名字，现代文学名著选本中也无法回避他的作品。20世纪末，所谓“盛世治史”之际，各类版本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均打着“重写”的旗号，却始终对他语焉不详，这就意味着：少了张资平，21世纪还得对这么一部文学史再度“重写”！

普拉东诺夫说过：“没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没有普拉东诺夫，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缺了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深度关注和系统研究，当今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无论这一课题是否时尚，同样是不完整的！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普拉东诺夫的专著，既有填空补缺之意，也属抛砖引玉之举。普拉东诺夫究竟拥有怎样的艺术人生？作家“回归”之后的超时空命运和价值定位如何？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掀起的普氏研究热潮的风向何在？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由哪些基本创作思想元素构成？作家在那个美好而又狂暴、激情而又困惑的年代，如何从求索人的本真存在意义这一哲理视角看待、思考和评判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关注20世纪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历史高度深刻反思、追问和预言“那场革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如何提出并回答两个涉及革命的真理性和正义性的核心问题：“革命到底带来了怎样的个性”？“哪里才是‘个体’与‘整体’的接合点”？如何状写和探究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中人与社会间复杂而矛盾的共生图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人与人间原始质朴而又扭曲异化的情感世界？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作家的艺术思想是否仍然“合乎时宜”？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著者探幽的初衷，也是本书论说的重点。

《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此书作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和热爱巴老的读者。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增订本。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在与巴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的感受。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为了倾诉自己的感情，李致从多方面写出他心目中的巴老。到目前为止，李致写了约二十万字的随笔和日记，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文学报》、海外中文报刊以及四川、北京、天津、吉林等省市的报刊上。这次增订，并配有百余幅新老照片。对李致写巴老的散文，评论家吴野写到：“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家马识途在题为《情深文自茂》一文中谈到李致，他说：“巴金的人格力量，无疑在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困难的。”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读了李致的近作，挥毫录清人张问陶诗句“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以赠李致。《我的四爸巴金》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民国初徐世昌编《晚晴籍诗汇》二百卷，纲罗清代诗人，都六千一百余家，收诗二万七千余首，每人详其生平仕履，并附诗话，持论务求平实，品评诗派，绝无门户之见，间采名家评语，则择其最著者，足备一朝之掌故，补史乘所未及，为清人传记与诗论之渊薮，足供后人要删。《晚晴縿诗汇》由徐氏退耕堂木刻刷印，线装八十册，卷首虽有姓氏韵编，取阅翻检仍苦繁难。昔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后人辑其小传为《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编《明诗综》，姚祖恩辑其列传、诗话为《静志居诗话》，变断代诗歌之总集为考索一朝人物生平与诗论之工具书，读者称便。今遵其例，编校《晚晴籁诗话》，以精装两册之规模，备载六千清人之传记与诗歌评论资料，新编详细索引，附于卷末，凡诗人之名氏、字号，均可一检而得，不仅为治清代文学以及历史者案头所必备，其它文博研究与收藏人士亦可持此为查考入名之利器。今日通行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所收条目不过三千，试与此编相较，不免瞠乎后矣。

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闪耀着无数著名艺家的名字。他们留给人类一笔笔宝贵的艺术财富，而广大青少年读者应予以继承，而且将从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环球文学朝圣》是《广闻博知系列读物》之一《环球文学朝圣》，内中介绍了莫泊桑、罗曼·罗兰、拜伦等世界著名文学家和文学的故事。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史上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屈指可数的文学巨匠之一，但在长时期里，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较少。陈福康潜心从事“郑学”研究20多年，已出版《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等著作。《郑振铎传》被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书近60万字，立体而全面地描述了郑振铎的一生。

《文化人桥：赛珍珠》简短记录了赛珍珠在中国成长、终老美国的人生经历，生动描写了她思想成长的轨迹，客观反映了她的成就。旨在通过阅读本书，中小学生能够受到激励，镇江市民能够感到骄傲，中国人民能够增进对她的了解，共同跨越人桥，谱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篇章。赛珍珠是镇江特有的文化品牌，镇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为走近赛珍珠、认知赛珍珠，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组织人员编写了《文化人桥：赛珍珠》。

季羡林人生起伏跌宕，充满传奇。笔者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思索推敲，力图破解关乎季羡林人生命运的重大奇遇，猛然发现季羡林的人生有四个“7”字特别紧要。其中有两个“7”与济南相关。研究季羡林切切不可忽视。第一个“7”，是1917年的“7”。这一年，6岁的季羡林从清平来到济南城。如果季羡林不来济南，季羡林就是贫、雇农的季羡林，不是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第二个“7”，是1937年的“7”。这一年，因留学生交换期到期，国内经费停供。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哈隆教授伸出援手，聘请季羡林为汉语讲师，解决了他的吃饭和学业问题。有了工资，季羡林继续了在德国哥廷根的学业。不然，季羡林就拿不到博士学位。第三个“7”，是1947年的“7”。在二战爆发、回国归途阻断、与亲人睽隔12年后，季羡林乘飞机从北平飞回济南探亲。在见到困窘的家境现状后，他当即决定辞掉剑桥聘约，不再返回欧洲。从此在中国，他秉持“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理念，继续在学问上扩大自己的摊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一生。第四个“7”，是1967年的“7”。这年年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甘受辱的季羡林精心做好了自杀准备。这一天，他拿着一小布口袋安眠药正欲走出家门赴死的时候，突然响起剧烈的敲门声，自杀被意外的响声给“冲了”。他被造反派抓走批斗，遭受毒打之后，他顿悟了。这样的遭际都能忍受，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如果不是这个突然而至的敲门声，也就没有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