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桑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本书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之一。本书是一本鲁迅先生的传纪，从鲁迅的出生，点点滴滴一直谈到他的逝世，随着林贤治的笔触，仿佛与先生一道走过他的人生。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这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的反抗哲学。林贤治编著的《鲁迅的最后十年》以史学家的视角叙述了鲁迅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他最光辉灿？的十年，也是永不灭的十年。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他常感叹中国人的健忘。对于“集体记忆”，不是国家有意识地使之遗忘，就是社会的无意识的遗忘，因此，他觉得十分有必要与强大的遗忘倾向作斗争。在中国知识界中，鲁迅是一个孤独者，因此在一生以专制政府为目标的、没有任何援手的、充满各种风险和干扰的斗争中，需要他特别的勇敢和坚毅，《鲁迅的最后十年》便记录了鲁迅最后十年的各种经历和文学创作。

陈三立（1859～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义宁镇桃里竹椴）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之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之父，另一子陈衡恪为画家。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年谱》即为其年谱。谱前述义宁陈氏家世渊源，附世系表。本谱纪日期，例以农历，其后标注公历，以资参照。本谱各年之下，详列谱主本年之行止交游；谱文之下，引述相关文献，既以明事迹所本，亦就迄今为止之文献资料中涉及谱主之记载有讹误或歧异者，以案语为辨正考异。凡征引文献，均注明出处，以便检核。

《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冬）》主要讲了：国际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关于建立中国博物馆管理学的思考、略论博物馆与和谐社会建设、扫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犹太移民、文物分类研究、新时期博物馆文物征集的新途径——设立“馆中馆”的思考、博物馆数字化下的图书馆及藏品信息服务、等待发现的文物：博物馆档案、博物馆藏品整体移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与控制、浅谈在构建城市和谐文化中名人故居的保护、建设及作用——以上海鲁迅故居为例等内容。

萧乾先生是世界闻名的记者，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也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三百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他与世纪老人冰心有着一个世纪的友谊。两人之间也有诸多书信联络。本书从中收录了一些，编辑成册。此外，本书还收有文若洁对两人的交往回忆文。

朱自清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书信，年谱中一律记载，日记有选择地记载。所用资料，均按年月日顺序入谱。无日可考者系月，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著译有写作日期者，按写作日期入谱，写作日期无可考者，按发表日期入谱。朱自清著作，稍有意义者，均作内容提要，对能说明其政治观点、思想状况、文艺主张、创作情形的资料，尽量引述原文，作忠实的历史记录。为帮助人们了解朱自清一生活动，本书酌情收录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和评论文字。

纳博科夫是一个创造性作家，也是一个创造性读者。众多评论家在果戈理那里看到了社会批判与同情，纳博科夫却看到了由种种次级人物构成的次级世界。无数读者在果戈理那里看到了喜剧性的天才形象，纳博科夫却体味到了深沉的悲伤。人们说晚年的果戈理迷恋说教，纳博科夫却洞察出江郎才尽的焦虑与挣扎。《尼古拉·果戈理》向世人讲述了一个异样新奇的果戈理。因为慧眼独具，所以别开生面。

一部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诗人生活史和创作史的随笔集，一幅中国新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坛画卷，一部别辟蹊径的当代诗歌鉴赏录。通过对著名诗人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生活经历与诗作的梳理、互证，展现了一代诗坛精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一个古典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一个人的诗歌史（第1部）》为刘春的“诗歌史”系列专著的第一部修订版，原版在2010年2月出版后，深受好评，多次加印，并入选“2010年5月十大好书”。此次修订，比原版增六万字，内容更精彩、更具史料价值。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2部）》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沿袭第一部的整体风格，从论述柏桦、韩东、王家新、张枣、黄灿然等著名诗人的生活史和创作史人手，揭秘新时期三十年风云激荡的诗歌江湖，展现一代诗坛精英的光荣与梦想。全书文风鲜活，见解新颖，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性和资料性。

自1934年曹禺《雷雨》公开发表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的有关曹禺研究的论文多达3000余篇，其中1979年以来发表的约有2400多篇，占论文总数的六分之五。换句话说，改革开放30年（1979-2009）间的论文数是此前45年的5倍。此外，近20部曹禺研究的学术专著也都出版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1979-2009这三十年是曹禺研究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曹禺研究（1979-2009）》的选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