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由熟悉余光中一生心路的傅孟丽所写：作者在详阅余光中著作后，贴近访谈传主及其身旁的至亲好友，渐而进入大师的內心世界，并将其各时期之重要著作与多年之生活历程，交叉编织成一完整生命。让读者能从正面和侧面去看大师「橫看成岭侧成峰」的境地。　余光中的诗《乡愁》在大陆流传颇广，以至于大家将其定位于“乡愁诗人”。其实余光中一生的作品，散文数百篇，诗已逾千首，除乡愁外，还写过其他许多主题。余光中的情操与感慨，都在其诗与散文里，他在母语与外语、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出入顾盼，左右逢源，不但可见于他所有的作品里，也可见于他我所有翻译的字里行间。这本传记7年前出了台湾版，此次大陆新版，中文简体版，增加了余光中在大陆各地讲学与出书的情况及一些诗文，让读者走近大师，感悟大师不凡的往事人生！

这是一部成功人士非凡的成长史。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一位大家的心路坦言。王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初登文坛，八十年代以《蝴蝶》、《春之声》、《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蜚声文坛，本世纪初又有《我的人生哲学》、《尴尬风流》搅动文坛，王蒙的文学创作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位高官的心灵剖析。王蒙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毛泽东主席曾说：王蒙是有才华的。在王蒙的人生经历史，因了与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等领袖人物的交往而跌宕多姿，神秘耀眼。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王蒙的人生坎坷曲折，多事也多难，但他处乱不惊，一一化解，遇难呈祥，涉险成趣，令人叹为观止。王蒙在人生历程中处处表现出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存认知。

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红楼梦》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曹雪芹》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红楼夺目红》等红学书籍的热销……本书是大连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该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这是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我国著名学者周汝昌，是承接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名重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他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发表《红楼梦》学术论文，引起大学者胡适的关注，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红学因缘。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出版，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被中央特调回北京工作。其后历经数次红学思想批判运动，始终坚守学术信念，在“文革”结束后，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令海内外学界瞩目。本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

海伦·凯勒一生一共写了14部著作。《我的生活》是她的处女作。作品一发表；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出版的版本超过百余种，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由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老师》三本书以及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编译而成，完整系统地介绍了海伦·凯勒丰富、生动、真实而伟大的一生，许多文字还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光明面，最后又反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以《丑小鸭》、《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等一系列童话闻名于世的丹麦著名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一位性格和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他谈吐幽默、多才多艺；他脾气古怪、正直善良；他极富个人魅力，而又不循规蹈矩……安徒生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他的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本书作者根据搜集的大量资料，以时间顺序为纲，从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等角度，层层剥离和分析，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在许多方面不为人知的童话大师…… 本书旨在呈献给大家一位最本真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位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是超越时代的，它们面向大众，极富洞察力，这种特质就是在今天仍然激励着许多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读者将这些童话视为快乐、受到启发和影响的无尽源泉。中国人对安徒生的喜爱根源于对安徒生高质作品和他本人的深深崇敬。 丹麦和中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看也许会有很大的区别——都对这位深受丹麦皇室和我本人喜爱的艺术家有着同样的欣赏和钦佩。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小人鱼》——也许最著名的还是《丑小鸭》。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安徒生的生活，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写作的。 詹斯·安徒生先生通过他值得称赞的安徒生传记，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安徒生的一生。书中描述了安徒生怎样在最贫穷的环境中成长，在学校怎样被机械地——甚至有时是无情地对待。尽管如此，他仍然具有超乎寻常的崇高意志、超群智力，且心胸宽广，但是这种品质在他的特质中却表现得非常复杂，而且常常充满矛盾。他的生活在社会身份和价值方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极度贫困到得到高度认可，从工人阶级到上层人物，从文盲、迷信、民间传说到发达的世界大同主义、文雅的文化艺术，从在丹麦一个朴实的小镇度过的童年期到在欧洲精彩的大都市度过的成年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中国所受到的喜爱绝不逊色于他在自己的故乡。感谢中国人对他的欣赏，因为这更让丹麦人认识到了这个天才人物的品德，这种品德是世界所公认的。为此，在世界范围内庆典安徒生诞辰200 周年之际，以中文来出版这部生动厚重的安徒生传记是再合适不过了。 九州出版社的成功不仅在于让安徒生和丹麦文化受益，更在于它将加强中国和丹麦之间的文化交流。

就像她书中的男主角哈利·波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奇异的世界里已经赫赫有名一样，J.K.罗琳在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一定也有这种震惊的感觉。作为一个失业的中年女教师如何一夜之间成为大不列颠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哈利·波特》为何能够风靡全球？当拥有了盛名和财富之后，她又在做些什么？本书的故事从哈利·波特发行开始，穿越时间，追溯罗琳的童年和家庭生活、求学时代、早期职业生涯、还包括这位天才作家第一次失败的婚姻，一无所有的罗琳如何被幸运女神所看中，最后凭借着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编辑的苦乐《论语》第100期刊出了《家的专号》，这是征集读者意见定下的专号题目。来稿的作者竟达几百人。洵美在“编辑随笔”中说：“这次的专号，在出版人及读者方面，一定又会承认是成功的；但在编辑者方面，却自己明白是一个大失败。这失败当然不是指这里面所发表的许多文章的内容——每一篇都是精彩的。也不是指编排、印刷等方面——谁都看得出有显明的改良。这失败是指，从出题目，撰征文启事，以至所收到的投稿而言。……除了由专函特约的，十分之九都把‘家’解作‘家庭’。把‘家’解作‘家庭’原不要紧，可是描写的却犹不是‘家庭’，而是‘家庭的痛苦’，为《论语》太伤心了。还有一部分是喊着‘国破家亡’的，还有一部分是喊着‘家破人亡’的；还有是喊着‘国破家未亡’，或是‘家破国未亡’，或是‘家破人未亡’，或是‘人破家未亡’的。总之，满眶眼泪，满纸辛酸；与其说是强者的咆哮，不如说是弱者的呻吟，《论语》如真把来发表，《论语》将不成为《论语》了。”洵美说：“这几百篇稿子正是几百个人的血泪的供状。我们虽然为了刊物性质关系不便把来发表，但是这几百位作者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同情与感激了。”他诚恳地表示抱歉，每人赠一册《家的专号》以示谢意。接着1937年新年来了。《论语》出了特大号，即第105期出版的《灯的专号》。在那期“编辑随笔”中，洵美写道：“这次收到的文章，几乎大半都是有相当分量的。”“作者、读者、编者正好像一群稔熟的朋友，早晚聚在一堂；谈天说地，《论语》无一日不有诸位，诸位无一日不有《论语》，这才是我们的理想。本期的材料便是一个极好的表白，我们读每一篇文章，好像同时听到每一个作者说话的声音：不因文字的一层屏幕而使我们的天真变为虚伪，这是我们的新戒条。”洵美本想写一篇文字，叫做《如意灯》的，他说：“要代表国内朝野人士说几句心愿话，因为假使我们能得到一盏像《天方夜谭》里所说的‘阿拉廷’的如意灯，中国便一定有救了。”关于言论自由方面的话题，洵美在好几期都有议论：第101期，说到“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虽不想强出头，却爱多开口。原来多开口与强出头，此中的界线实在不易划分，正像爱国与反动同样难以使人辨认一般。居然有几位平时也喜欢多开口的人惹出是非来了”，并举出当时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救国会“七君子”被捕的实例。第102期又谈及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因为登载了张奚若的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而被禁。他写道：“其实刊物的被禁止，往往是编辑者求之不得的事情。（一）我们搜肠索肚写了几十篇论文，而读者所得的印象未必深刻，但是当对方一纸禁令传到，刊物停止发行，读者们顿时为它感动：证以论文所言，不啻得了个强有力的实例，顷刻间编辑者的目的以达，可以名之谓‘被动的苦肉计’。（二）办刊物办上相当时间，编辑者每会从兴趣变成责任，责任变成束缚；苟被禁刊，落得藉端下场，还我自由。（三）以后再办刊物，销路可增无数。（四）可以间接提示同胞，我们所得到的言论自由的限度。（五）会投机的编辑者可以因此得到意外的收获。”在第107期的“编辑随笔”中，美更按捺不住地表示：“要知道写文章人的笔是活的，尤其是受过‘春秋笔法’的中国文人的笔。你不准我说天，我会在‘地’字上用功夫；你不准我多说，我会在‘少话’上想办法；你不准我说□□，我会在××上达到目的。结果是掩蔽了一些真相，产生了不少谣言。作者读者之间既不得‘言传’，便群相意会。于是不通的文章变为杰作；写错的新闻目为事实。幽默事件便充溢宇宙；幽默文章便风行天下。”

许多人是通过阅读官场小说认识湘籍作家王跃文的。他批判官场黑幕不遗余力，犀利的文风让读者印象深刻。然而这次王跃文要进行“自我批评”了。书中王跃文将首次坦露自己隐藏在官场小说背后的许多真实人生经历，还有成长过程、文学主张等，而对于《我不懂味》这个书名，王跃文笑着解释：“不懂味是湖南方言中不知趣、不合时宜的意思，将书名取名为我不懂味，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我的书、我的人常常会显得不知趣、不合时宜，因为太直而无法讨到某些人的欢心。” ……村支部书记的儿子是团长，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的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那么有力，那么温暖。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的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的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前，一刀一刀削出来的。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青天白日之下，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两位老人以纯粹的情感，书写了堪称范本的情书，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有机会通过情书这一近乎绝迹的文本阅读，重温纯爱的美好。冯亦代黄宗英的晚年恋曲和文化情思却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传递。这是一部两位文化老人间黄昏恋情的真实记录。在300余封往来情笺、40万字的书信中，感情和知识是两个重要的部分。冯亦代和黄宗英在情书中诉说对彼此的思念，文字间的激情和浪漫，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热烈。同时，他们交流学问，谈文学，谈英语，谈最近学到的新知识，谈对人生的看法，虽然是情书，但内容十分丰富，次数也很频繁，有时一天内会写三封信。

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她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她最后令人不解的离世，给热爱她的人们留下一个谜。2005年是三毛告别红尘十五周年。陈家首度开口披露三毛生前身后事，包括她自杀的真正原因、生前与王洛宾恋情事件的真相、三毛与荷西分手后曾有的短暂婚史，以及首次公开其数百幅珍藏图片。三毛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波西米亚女人。她以流浪的方式名世，又以决绝的姿态告别红尘。她寻找的世界正在成为一代青年人的标本。她是我们的青春导师。从甚嚣尘上的徒步旅行热到各种希奇古怪的波西米亚生活模式。碱毛塑造了一个年代的中国青年。而后来者仍然在用一切方式模仿她。但她的灵魂却永远无法模仿。当三毛自杀，有一种大时代的伤感，那样热烈追求真挚爱情，或者人与人之间美好感情的时代是否随她而逝？本书是三毛自杀后包括其自杀之谜、与王洛宾相恋传闻、与荷西的旧事、三毛的数次恋情等十多件红尘往事的重新解读。数百幅首次公开的图片均由家人与著名摄影师提供。三毛生前数位亲朋口述，北京、香港、台北三地同步发行。为华语地区最权威三毛传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