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申先生纪念文集》主要内容有纪念文章、挽诗、挽联、唁电、吕德申生平事略，还有吕德申早期文学创作。各类纪念文章大体以作者年齿为序排列。90以上高龄的有马识途、康倪、姚殿芳、杨起四位先生，其中96岁的联大老同学马识途先生，除写纪念文章外，还特地为纪念文集题签，足见与吕先生的深情厚谊。有的虽然年高体弱，但也写有纪念的文字，不论是长篇的思念，还是简短的回忆，读来都感人至深。还有的身在海外，那种无法阻隔的怀念也流露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这些不同时期的亲朋故旧同事同学，他们描述的一点一滴，读来都倍感亲切，使人难以忘怀。还有的因故未能传来纪念文章的，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怀念。吕德申生平事略是对吕先生一生为人、处事、为学的简要记录，在此感谢刘烜等先生提出的具体意见，使得那段历史真实可信。纪念文集还有一部分是哀悼吕先生和安慰吕先生家属的唁电，电文虽短，却情深意切。

鲁迅精神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校园的教学活动进行，在教与学的互动之中，可以让青年一代更清晰地了解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要义。 鲁迅研究的史料，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发现后，而今新的史料的发掘变得尤其艰难，史料的发掘也渐渐从鲁迅的本体转向了鲁迅的周边，即一切与鲁迅有关的人或事的遗存。

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堪称一代典范的苏轼，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而且其间条理贯通，自成一家之学。 历史人物的学科分类，在中国官方史书中早已出现。《宋史》就有“道学”、“儒林”、“文苑”三传的分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传记并未出现在《文苑传》中，这就意味着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仅局限于文苑之内。本书简明地介绍了苏轼的思想成就，力图恢复苏轼作为思想文化巨人的本来面目，考察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多方面的成就。

鲁迅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苦难大地上的一种天才“异象”，他的作品是近现代中华民族苦闷的总象征，这是刘再复先生对鲁迅的总评价。本书《鲁迅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二部分是，“评连”。“传记”部分“史、思、诗”三者并行，历史感、思想性与叙事的诗意兼备，是刘再复先生早年传记作品的得意之作；“评述”部分汇集了刘再复先生在海外关于鲁迅的最新思想成果，这是经过一番自我反省和知识更新之后再发面对鲁迅的明心见性之论，其中包含许多关于鲁迅和中国文学、文化新颖的真知睿见。书中还收入了他与李泽厚、林岗等友人关于鲁迅的共同思索，这又是一些实实在在的“灵魂共振”，其思想锋芒还辐射到鲁迅之外更广泛的人文科学领域。

本书是马克·吐温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它给我们带来了当时美国的风情和气息，马克·吐温式幽默的智慧，还有淡淡的怀念之情。

中国的鲁迅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已经形成多元化的阐释体系。《鲁迅研究大纲》以富有个性的学术眼光，立足文本、文化、传汜研究相结合的阐释框架，抓住鲁迅精神与文本创造中的具体个案，采取微观透析、小中见大的策略，对鲁迅的精神现象、文化观念、文本艺术进行了富有思辨性的探讨。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是陈明老人在82岁时开始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反复增删改补，历时10年。详细讲述了他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工作、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新中国文艺工作建设、反右蒙冤、遣送北大荒、“文革”中7年牢狱生活和平反后重返北京的风风雨雨，大量细节首次披露，很多内情迷雾拨开。对于了解丁玲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极其宝贵的独家史料。

《暮年李敖的狂飙岁月》首次以全新资料披露李敖2000年迄今的曲折人生内幕。在这10年间，他经历了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入围提名，以无党籍身份参与台湾“五大枭雄”竞选“总统”选战，状告前“总统”李登辉，不花一分钱摘取台湾“立委”头衔.阔别56年隆重“登陆”，在北京、上海等三所名校轮流发表演讲，继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之后再次足涉新加坡《黄河焦点》节目，推出华人世界的全新招牌《李敖妙语天下》，73岁出版遭物议的新书《虚拟的十七岁》等一系列连年轻人也无法企及的辉煌瞬间。暮年的李敖更精彩，暮年的李敖在狂飙中书写着新的传奇。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周作人传》自不例外。如此，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

《郭沫若评说九十年》主要内容简介：郭沫若丰富而曲折的一生总能投射出这个时代最激越最活跃的影像，这种“与时俱进”的姿态常常带给我们满怀的激情与无限的想象，它们极大地强化了郭沫若所容纳的社会、时代与历史的巨大信息：从《女神》的浪漫主义开拓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抉择到别妇抛雏、投身抗战，从热情地拥抱新中国到以《科学的春天》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郭沫若是真正体现了所谓“与时俱进”的重要特点，在每一个时代发展的关键时刻，郭沫若都努力站在时代的“潮头”，他也最能追随“先进”的社会历史方向。这当然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最可宝贵的财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全部的现代化的追求及其成果，都可以说是他们走出传统“天道循环”模式，承认有“新”，承认有“先进”，承认自己弱势的结果。先进，这就是20世纪中国思想追求的“关键词”。然而，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例如，当处于具体历史情境当中的个人，究竟怎样有效地判断“先进”，而且，当“先进”总是以“新”的方式出现之时，是不是一切的“新”都一定属于“先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以，在20世纪，在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发现了“新=先进=好”，“最新=最先进=最好”的思维方式，发现了这一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历史的局限性，更有甚之，在政治权威独占意识形态的时候，也可能将“古老的”、“落后的”文化当作“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