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各专业骨干教师通力合作而成，是他们在相关艺术专业课程教学基础上的最新学术结晶，内容涉及传播学理论及广告传播、影视传播、民俗传播等广泛领域，深具学术的前瞻性与理论的新锐性，并且可读性强，是传播学专业学生必备的参阅书籍，也是传播业各界人士提升自身理论品位的极佳之作。

“1914年正当年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与1939年那次经历相比，可怕情形毫不逊色……到了1918年，我亲密的朋友，活着的就剩一个了。”托尔金用此回应了那些认为《指环王》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论家们。托尔金年轻时，他周遭的世界被卷进了一场大的灾难当中，他也由此开始着力对中土世界的“构建”。《托尔金与世界大战》一书第一次对上述事实做了全景式的展示。着手描述托尔金个人的战时生活，这本重要的传记讲述了他作为一名信号官在索姆河一役中的恐怖经历和展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触动他开始奇幻文学创作的那个朋友圈子。约翰·加思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才是托尔金“构建”中土世界的持久动力的关键。托尔金运用天马行空的想像映射出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巨大灾难，并由次改变了西方的文学传统，直至今日依旧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套书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反映了上海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不只是一条文化街的成长，而是通过这条街的历史流程，竖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挺拔数十年的早程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文化街云集了国内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是1932年7月成立的革命出版机构，于1934年9月1日从桃源坊迁至福州路384弄；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分别成立于1936年和1935年，店址虽不在福州路，但都委托福州路436号《大公报》（上海版）代办部作为他们的代销机构；1948年三店联合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简称“三联书店”）。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本集所收文章，主要是有关文艺社团史料，三四十年代发生在上海文化出版界的几宗事件，以及对文化界人士的回忆等。作者大多是当事人或亲历亲闻者，因而内容真实感人，可以见到那时文坛的风雨，老一辈文化人的风貌，有许多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地方。本书内容是20世纪20至40年代活跃在上海的文学巨匠以及知名文人如鲁迅、俞平伯、郁达夫等人与出版有关的一些逸文趣事，颇具可读性。 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反映了上海上个世纪20-40年代文化出版业的兴旺与繁荣。

《海明威在古巴》系最新引进的海明威传记。作者是海明威侄女和著名女摄影家卡伦娜，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海明威在古巴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介绍了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小说《老人与海》的创作过程。书中还首次披露了海明威与卡斯特罗的友谊。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汇集了海内外各界学人纪念施蜇存先生的文章，有施先生的文友、同事、学生乃至素不相识的读者对他的音容笑貌的描绘，对他的道德文章的追述。尽管这些生动的回忆以施先生中、后期的大学教学、文学著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为主，仍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第一手史料，将对施蛰存研究的深入会有所裨益，有所推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史上，施蛰存扮演的角色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作为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编辑家，施先生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众多建树完全可以用“杰出”两字来形容；作为唐诗研究家、词学研究家、金石碑版研究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施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样令人瞩目。所谓“四窗”，每一扇窗都是如此灿烂辉煌，以至今人要研究施先生，不能不感叹“北山”的博大精深，难窥堂奥。虽然近年来海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施先生的成果，包括访谈录、专著和评传等问世，但严格来说，施蛰存研究还起步不久，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开拓。

张爱玲是我国五四以来极具创作成就的女作家之一。她把中国传统文学精华与西方现代小说 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其作品直逼现代都市男女情感世界的深处，小说人物颇具人性深度和 美学意蕴，显示了独特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创作才华。　张爱玲出现在40年代中国文坛时，就迷住了众多读者，50年代后其作品在海外风行，80年代 以来她又成为广受大陆读者喜爱和研究者重视的作家。1995年中秋张爱玲仙逝于美国洛杉叽，海内外又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热”，知情人和研究者又发表了一批记叙和分析其人其作的论著。本书在十年前所著《张爱玲传》的基础上，充分汲取近些年的新资料新成果。在所有有关张爱玲的书籍中，本传记的资料最为丰富、翔实，议论亦精当、平和，不但具有学者传记的严谨风范，而且兼有文学传记的生动、流畅，其笔触探寻到张爱玲作家之为作家，女性之为女性的心底，有助于读者了解谜一样的张爱玲。

《父亲茅盾的晚年》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交织成文，起自《风暴前夕》终于《最后的日子》，共分21个专题，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着重写了爸爸一生中最后的十五年，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爸爸谢世，“而”文革“前的十七年，只能选择我们所知道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述”。茅盾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也是虹口区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近读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为它结构巧妙、语言朴素、材料详实、内容丰富所折服，感到它是一本了解和研究茅盾的生平及其作品的值得信赖的参考书。

《达夫书简》第一个轰动效应，是使沉没在普通百姓中将近半个世纪（1940——1982）并已另适他人有了子女的王映霞一夜之间成了公众人物，有关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书——有她应约写的，有她接受采访而出于记者甚至好事之徒笔底的文章源源不断，不久还出版了多种“专著”，“郁王之恋”成了时尚，到了1990年达到顶点。这一年王映霞以郁达夫夫人的名分应邀去了台湾，住在前《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的府上，此举再次轰动华文世界，台湾文史界重镇《传记文学》主人刘绍唐为王映霞组织座谈会，各路人马为她写文章，她的自传通过繁体字走出亚洲走向全球，受到陈立夫的款待……因此有点目眩的王映霞重提“郁王之恋”，惹出了对于《毁家诗纪》的类似自己为自己平反和对郁达夫的责难。无形之中她把自己送上了文坛的商业炒作平台——此时的王映霞成了过河的卒子，再欲回归民间隐居生活已不可能了。终于发生了王映霞所不愿碰上的尴尬局面——1998年8月15、18、22日三天，泰国《亚洲日报》（华文）发表了已故的湖畔诗人汪静之遗稿《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由汪静之的女儿汪晴整理）。汪静之遗文中的“爆料”实在令人大吃一惊：一，汪静之以王映霞“假丈夫”名义陪同王映霞去医院“打胎”，胎儿被模棱两可地说成是许绍棣的，也可能是戴笠的；二，王映霞与戴笠有奸情。一个许绍棣就够郁达夫气绝，家庭从此有了裂缝，令世人为之扼腕。如今又弄出来了个戴笠与王映霞有关系！如前面所说的，汪静之的这篇遗文初刊于1998年，此时郁达夫已殉难53年，而王映霞还在人间享受突如其来的“郁达夫夫人”的荣耀。汪静之爆料面世，不知她和她身边的子女，还有郁达夫的子女和亲属是如何应对这顶级爆料的。

《闲斋忆旧》作者钱谷融先生以文学评论和教书育人闻名学界，他一生经历丰富，交往的师友不计其数。历年来在一些报刊编辑的“压力”下，他也写了一些忆旧文字，这些文字他自认为“写着玩”，也许正是这种轻松的心态，成就了一批精彩的散文，也留下了珍贵的一手史料。钱先生的这些文字，散见于各种报刊，经过中年学者罗银胜的苦心搜罗，结为一集，让读者看到了钱先生的“另一支笔”。在钱先生九十华诞来临之际推出此书是很有意义的。

《解读周作人》是第一部以周作人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弥补了知堂散文艺术和文体研究上的不足。作者提出了许多大胆、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让人一步步进入知堂艺术世界的深处。他给予知堂抄书之作比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证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文抄体其实也是曲尽其妙。作者视野开阔，艺术感觉敏锐纤细，书中对周作人与鲁迅文章风格的异同，周作人与同时代散文家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的区别，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废名的散文特色，以及周作人散文的师承等，都有深入独到的剖析。作者颇得李缝吾印象式批评的真髓，很少使用专业用语，以随笔式文体表述研究心得，既是严谨的学术，又是可读的美文，在学术专著的文体上也是另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