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初，他的作品就传到中国来了。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吴祷从日文将《黑衣教士》转译了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两年后，即 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而在附在书后的“著者事略 ”中，译者还对契诃夫作了介绍：说他“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还说他“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这段介绍文字虽简短，却勾勒出了契诃夫及其创作的一些特点。本书从人品、创作和艺术三个方面介绍了契诃夫。 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百年有余。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价瑰宝和珍贵遗产。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是颇有教育意义的。契诃夫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启迪：艺术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必须具有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作家必须永不知倦地进行探索等。

本书是作者把自己80余载，从旧社会到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国内建设的情况，都翔实的整理出来，所写出的长篇巨著。

本研究成果以艾略特一生的经历、观点和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和文学批评）为基础，对诗人作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全书从艾略特的个人经历出发，阐述他的诗歌和戏剧的特殊意义。本书适合英美文学研究者参考学习。作者简介：张剑，1963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1993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庞德一艾略特研究会”理事。他主要从事英国诗歌的教学和研究，曾出版评论专著《T．S．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1996）；编辑和翻译诗歌集《绿色的思忖：世界著名自然诗歌选》（1994）、《感知的连环：英语女诗人选》（1998）和《现代苏格兰诗歌》（2002），主持完成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一项英国文化委员会项目和多个其他科研项日。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和《国外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过若干有关现当代英国诗人的论文。

《二00五年鲁迅研究年鉴》是“鲁迅研究年鉴书系”的第四本了。编完之后，略有感受。首先当然是高兴，因为这证明虽然已经老迈，但还是在做着一点自己和朋友们都觉得略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从第一本到这一本，其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在某种情况下，其本身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检测，也是对某种事业的存在价值的检测。

暂缺简介...

前记鲁迅死因“正、反、合”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两篇《伤逝》“木瓜”其人其事回忆文的可信程度小人张凤举鲁迅与邵洵美异中有同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邵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读资中筠，想起鲁迅一个抄本附录：戴文葆《抄后记》初版本的特别价值删掉的信息这叫“审读”吗？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我”是谁？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陈琼芝和《鲁迅全集》贵在新见——读王福湘著《悲壮的历程》“政客”这顶帽子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聂绀弩的“运动档案”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略谈《胡适全集》第一卷所用的底本和第四卷的校勘问题《胡适全集》中的重复《胡适全集》中的阙失注释献芹朱自清的一句诗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介绍《叶圣陶年谱长编》一本亲切的人物传记“我首先是个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对其文化思想的全面梳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重要意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本书从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宏大背景入手，进而研究其对女性解放道路的设想以及寓建设于批评的思想品格，并进一步对其女性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探究，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周作人女性思想最为全面、也最深透的专著。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胡愈之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任国桢茅 盾胡也频曹靖华应修人楼适夷魏金枝白 莽罗扬才郭沫若陈延年毕 磊潘汉年成仿吾徐懋庸徐文雅黄 源冯乃超潘梓年钱杏邮柔 石冯雪峰胡 风夏 衍蒋光慈冯 铿沙 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李立三田 汉王冶秋宋庆龄瞿秋白杨之华丁 玲艾 芜陈 沂陈 赓朱镜我周 扬聂绀弩葛 琴叶 紫曹 白力 群魏猛克陈普之周 文刘 岘吴奚如沈泽民张春桥小林多喜二唐 搜萧 三方志敏金肇野王正朔沙 飞胡 愈 之鲁迅与胡愈之之间，原是师生关系。1911年胡愈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正任该校学监。后来胡愈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推动世界语运动、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工作中，都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邀约胡愈之参加，两人均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是个国际性的组织，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出面号召、募捐、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作为执行委员，鲁迅和胡愈之都参加过几次会议，根据会议中提到的法西斯压迫人民、摧残进步文化的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和宣言，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在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家从内战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鲁迅却为疾病所折磨着。苏联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邀请鲁迅赴苏疗养，但由于多种原因，鲁迅都没有答应。1936年初，胡愈之从香港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一家饭馆约鲁迅见面，把苏联方面再次邀请鲁迅去修养的建议告诉他，并把去莫斯科的交通情况也说了一下。鲁迅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他说：“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胡愈之了解到鲁迅的态度，对去苏联疗养的事就没再多谈，便返回了香港。1936年8月，胡愈之从香港返回上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愈之忙于救国会的活动，没能去探望。10月19日清早，他接到冯雪峰的电话，才知道鲁迅因肺病严重突然去世。当时冯雪峰任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于是，他就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胡愈之担任了丧仪活动秘书长。鲁迅先生的丧仪举办得十分隆重，鲁迅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停放三天，几十万人前来瞻仰先生的遗容。10月22日起灵送葬时，几千群众唱着挽歌，高呼口号，丧仪活动形成了抗日示威游行。鲁迅生前，曾打算把自己的作品结集为《三十年集》出版，但没能付诸实施。鲁迅去世后， 《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1938年，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鲁迅全集》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在抗日的 ……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之一，为读者介绍了冰心这位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冰心的童年、求学、作品、爱国主义等。冰心，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其散文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冰心评传》不仅要还你走近冰心的作品，更要将冰心的一生展现在你的面前。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为读者介绍了：现当代名家巴金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巴金的梦想与现实之路、作品、情感生活、晚年生活等。《巴金：在历史叙述中》将为读者展现最立体的一面。巴金，现当代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在历史叙述中》将为你介绍这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如果查看30—40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 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依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20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洛茨基派，不能见容干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 ”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 ”。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