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凯勒一生一共写了14部著作。《我的生活》是她的处女作。作品一发表；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出版的版本超过百余种，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书由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走出黑暗》、《老师》三本书以及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编译而成，完整系统地介绍了海伦·凯勒丰富、生动、真实而伟大的一生，许多文字还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光明面，最后又反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原名蒋冰之，湖南省临澧人。现当代女作家。二十年代末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主编其机关刊物《北斗》并出任左联党团书记。1936年后，历任中国文艺协会干事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丁玲选集》、《延安集》，以及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选集等。 丁玲的人生经历极具特色，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故事性，就这一点而言，几乎可以说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本《丁玲自述》，就是通过丁玲之口，叙述了她“飞蛾扑火”的一生。本书中所选编的，都是丁玲记述自己生活与文学创作经历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怀人之作，记叙了与她有过密切关系、对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也留下了丁玲在某个特定时期的侧影，有助于读者对她的了解和理解。

钱钟书是中国文学界一座高山。于华语世界，倘若无视他的成就则为炎黄子孙的痴妄；设若盲目崇拜他即为中华民族的无能！相较于“钱学”研究者来说，本书的作者实属“另类”。在“为亲者讳，为贤者美”已成传统的中国，在多元意识和批判精神缺失的中国学术界，能听到这种非主流的“另类声音”，毕竟是一件好事。知音难觅，姑且让其融入哗哗松涛，幽幽青草吧……这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传记。作者从钱钟书的家世和出生写起，依次介绍其早期在清华的意气风发、远赴西欧的留学生涯、抗战漂泊西南的苦旅、困居上海的尴尬以及1949年以后数十年间的风风雨雨，直到钱先生去世。

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记述他最后二十余年生命历程的日记。1949年，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吴宓，在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嬗变之际，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理由很简单：他不能离开这块对他来说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植根所在的土地。吴宓先生于解放前两周西飞四川，此后在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他的际遇跌宕起伏。既得到当局的礼遇，也备受运动的摧残，他忠实记录自己每日的所思所行所见所闻，直至因“宁肯杀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反革命”，最后含恨以终。这是一部以生命实践个人文化理想的记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丁晓兵，1984年在一次重大军事行事中，荣立一等功，荣获为他特设的第101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此后，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被武警总部和江苏首委、省政府评为“拥政爱民模范”，3次当选南京军区和武警部队党代表会议代表，被武警总部树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标兵，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年他荣立一等战功，荣获为他特设的第101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以“中国兵”为题的长篇通讯在全国不少媒体刊发，他的英雄事迹强烈地震撼了“中国心”。如今，20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丁晓兵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续写了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先后被国家人事部和中国残联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被武警总部和江苏首委、省政府评为“拥政爱民模范”，3次当选南京军区和武警部队党代表会议代表，被武警总部树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标兵，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本书详细再现了了丁晓兵的英雄事迹，以真实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讲述了“独臂英雄”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本书还配有大量珍贵图片。

国学大师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

这是一部成功人士非凡的成长史。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一位大家的心路坦言。王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初登文坛，八十年代以《蝴蝶》、《春之声》、《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蜚声文坛，本世纪初又有《我的人生哲学》、《尴尬风流》搅动文坛，王蒙的文学创作贯穿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位高官的心灵剖析。王蒙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毛泽东主席曾说：王蒙是有才华的。在王蒙的人生经历史，因了与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等领袖人物的交往而跌宕多姿，神秘耀眼。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王蒙的人生坎坷曲折，多事也多难，但他处乱不惊，一一化解，遇难呈祥，涉险成趣，令人叹为观止。王蒙在人生历程中处处表现出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丰富了我们的生存认知。

在论述“情感的推崇”中，梁实秋指出由于千百年来的礼教统治，使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有偏枯的趋势”，因而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同铁笼里冲出的猛虎一般，“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造成现代中国文学弥漫着抒情主义，而‘‘手予情主义”的自身并无什么坏处。这显然肯定了中国新文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同时，他也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于情感推崇过分，结果出现了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文学。所谓颓废主义的文学，“即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动为能事。……有时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伦理的）……有时实是卑下的。”所谓假理想主义文学，“即是在浓烈的情感紧张之下，精神错乱，一方面顾不得现世的事实，一方面又体会不到超物质的实在界，发为文学乃如疯人的狂语，乃如梦呓，如空中楼阁。”这些批评，对于某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而言是多少有些切合的。可是，他在针砭“情感横溢”的同时也极力反对“人道主义”和“普遍的同情心”，却显然是偏见。他说：“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同情心’，更确切些应是‘普遍的同情心’。这无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中都常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新文学里亦极为显著。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同时又以为劳动是神圣的，觉得人力车夫值得赞美。其实人力车夫凭他的血汗赚钱餬口，也可以算得是诚实的生活，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但是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者觉得人力车夫的生活可敬可泣，于是写起诗来张口人力车夫，闭口人力车夫。普遍的同情心由人力车夫复推施及于农夫、石匠、打铁的、抬轿的，以至于倚门卖笑的娼妓。……普遍的同情心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吾人试细按普遍的同情，其起源固由于‘自爱一自怜’之扩大，但其根本思想乃是建筑于一个极端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人是平等的。平等观念的由来，不是理性的，是情感的。……吾人反对人道主义的惟一理由，即是因为人道主义不是经过理性的选择。同情是要的，但普遍的同情是要不得的。平等的观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的。”在这里，梁实秋以毫不掩饰的态度，表示不赞同新文学作家以同情和赞美的感情去描写人力车夫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乃至被压迫民族的生活。其理由是，人道主义的同情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上的，而“平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样的看法和主张，涉及到新文学描写什么人，表现什么内容的问题。要是按照梁实秋的意见去做的话，势必影响新文学的进步性。因而，它是一种对新文学有害的偏见，是梁实秋文艺观局限性的根本所在。在论述“印象主义”中，梁实秋认为现在中国文学被印象主义所支配。所谓印象主义，“像柏格森所说，全宇宙无时无处不在变动，文学家所能观察到的自然与人生，亦不过是一些片段的稍纵即逝的影子。印象主义者就在这影子里生活着，随着他的性情心境的转移改换他对自然人生的态度。他喜欢的时候，看着花也在笑，叶也在舞；他悲哀的时候，看着太阳也是灰色的，云彩也是暗淡的。他绝不睁开了双眼沉静的观察人生，他要半闭着眼睛观察人生，觉得模糊的影子反倒幽美动人。文学不是客观的模仿，而是主观的印象了。”于是，中国曾盛行“零乱浮泛”的小诗，而小说则“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想和印象”，“只是表现自我的表面”，“肯在章法上用功的很少很少”。这样的看法虽然有嫌对新文学的成就缺乏充分的肯定，但他所作的尖锐指摘却是多少符合实际情形的。因为初期的新文学确实较少成熟之作，大多数作品还是相当粗疏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进一步指出，“真实的自我，不在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所以要表现自我，必须经过理性活动的步骤，不能专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其实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这一看法，显然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点的运用。P72-73

暂缺简介...

俞平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是“新红学派”的创建者之一；是著名昆曲研究家、昆曲活动家。本书讲述的正是外孙眼中俞平伯不平凡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