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崭露头角”、“旅欧游学”、“执教北大”、“《一起的峰顶》”、“辗转西南”、“芦笛诗韵”、“康乐春光”、“真正的人”以及“云山晚照”九章，叙述诗人、翻译家、学者梁宗岱的生平。

《新文学史料》距创刊已有百期之遥了。她创刊于十年浩劫之末，当时的种种磨难，历历在目。所谓“历劫常新”，虽略带苦味，“柳暗花明”也让编者存留了一阵阵的欣喜。百期“史料”正是三代编辑的共同努力的结晶。这里全部是文坛大师们亲忆当年大事。茅盾、夏衍、胡风、郑伯奇：左联的前前后后；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黄昌勇：王实味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教授生前教学著述之余，也常以书信形式和朋友、学生谈古论今。千帆写信喜用草书，有时甚至用古体字、异体字。这些流传在海内外的书信，经其夫人和弟子的努力，终于汇成一集，与读者见面了。这不仅是对程千帆教授最好的纪念，而且也不啻为今人提供了一种文风儒雅的书信范本。书信集中最早的一封信是1949年6月1日写给孙望先生的，最晚的一封则是2000年5月9日写给郝延龄先生的，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108位收信人中既有赵景深、黄焯、施蜇存、夏承焘、杨明照、缪钺、张舜徽、金克木、王利器等老一辈学人，又有林继中、王小盾等新一代学人。全书的编排方式是把致某位收信人的书信都编在一起，排列次序则是依千帆致某位先生收到千帆的第一封隹的时间为先后。

《新文学史料》距创刊已有百期之遥了。她创刊于十年浩劫之末，当时的种种磨难，历历在目。所谓“历劫常新”，虽略带苦味，“柳暗花明”也让编者存留了一阵阵的欣喜。百期“史料”正是三代编辑的共同努力的结晶。这里全部是文坛大师们的名师亲忆：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台静农《忆陈独秀先生》、冰心《回忆中的胡适先生》、巴金《怀念沈从文》、《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作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在胡风冤狱中饱受磨难之苦的冀汸在这本回忆录中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一生的遭遇，包括童年、读书生活，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以及后来结识胡风、绿原、邹荻帆等师友的点滴，当然也讲述了1955年后受胡风事件株连，自己以及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和平反后的感想。其中的一些回忆对于研究“七月派”和“胡风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引起人们阅读期待的可能会是作者对1955年后那段经历的叙述，就像对于《借我一生》人们比较关心作者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活动的记叙一样。对于这段夺去了自己25年青春年华的冤狱经历，作者自然是充满悲愤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书中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叙写自己个人的不幸，而是把笔墨着重落在了受自己牵连而饱受折磨的妻子儿女以及那些熟识或不熟识的无辜的人们身上。妻子生完孩子后没几天，还在医院中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他就被“隔离反省”了，不见冀汸再到医院探望，她只好不顾身体虚弱匆匆赶回家，可是回去后面对的却是那个已经被查抄的七零八落的家。四岁半的大孩子也被托儿所退回，幼小的孩子还不懂事他还以为自己沾了光。挺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妈妈！阿姨们说，爸爸反革命，叫我不要再去托儿所了……”作者写这些的时候没有咆哮也没有呼号，但在这看似平静的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彻骨的悲凉！幼子何罪？竟也受到株连！也是因为是“胡风分子”的孩子，作者的次子生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被贻误致死，这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对家人的愧疚始终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胡风事件波及了许多与“胡风分子”有联系的人，其中的许多人其实与胡风、冀汸们并不熟识，只是由于给胡风们主办的刊物投过稿有过通信联系就受到了株连。冀汸在自己的书中也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他痛心而又无奈地写道，“我惭愧，我内疚，道歉再道歉，而我的道歉可一文不值啊！”这些人的灾难并不是冀汸他们造成的，冀汸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此负责。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和他的朋友们甚至承受了更巨大更加难以忍受的冤屈。但冀汸在书中却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读着这些发自肺腑的句子，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作为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冀汸在总结自己有生之年所走过的道路时他深情地写道：“人生苦短，匆匆数十年耳。我，一个平凡人在有限的几十年中必然不可避免地犯了许多错误，甚至于对某些事件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反胡风运动’中，我没有路翎的坚强，没有吕荧的清醒和勇敢，更没有阿垅在庾死之前能以最真诚最坦率的态度写下铁骨铮铮的遗言《可以被压，决不被压服》，而是相信‘按照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就是反革命’这一特殊逻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被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得到‘免于起诉’的宽大处理，以一个公民和干部的身份一直活到今天的。相形之下，我显得何等怯懦！……” 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交出自己与胡风的往来书信，并且按照要求“认罪”本无可厚非，甚至对于一些在文革中为求自保而不惜陷害他人的现象我们都可以表示理解，只要他们过后对于自己的过错表示了悔意。但在这本书中，在冀汸这种“深深的负罪感”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良知和高度的道德自律性。在这种道德自律性面前，那些无视自身的阴暗面，只会把忏悔作“千悔”进行无聊调笑的行为都相形见绌。 这本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更在于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的那种心灵震颤。它会教你如何去做一个有良知的、高度自律的人。

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家，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包括小说、散文、诗词。同时，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往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郁达夫自己。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前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著。

《新文学史料》距创刊已有百期之遥了。她创刊于十年浩劫之末，当时的种种磨难，历历在目。所谓“历劫常新”，虽略带苦味，“柳暗花明”也让编者存留了一阵阵的欣喜。百期“史料”正是三代编辑的共同努力的结晶。这里全部是文坛大师们的心路自述：茅盾自述“我的家庭与亲人”、“我的婚姻”、“创作生涯的开始”；徐懋庸自述“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徐光耀自述“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本书是国内著名“张学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的一册，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前所未有地汇集了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包括傅雷、胡兰成、柳存仁、李君维等知名人士，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看法和态度，文章见解独到、品评深刻。看完此书，既能深入了解这位才女及其作品在解放前的真实状况，也可感受到当时社会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重视和关爱。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被官方、市场镀上金条的名字或者人物，正在毫不脸红的带领着中国的读者，进行着一趟糟糕的文学旅途，我们的审美情趣遭到了粗暴的规定，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恶意篡改。王朔：1958年出生于南京。曾用名王岩。1965-1969年就读于北京翠微小学。1971年就读于北京东门仓小学。1972-1975年就读于北京164中学。1975年借读于太原5中。1976年毕业于北京44中学。1977-1980年在海军北海舰队股役。1980-1983年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工作。1983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至今。中篇小说：《空间小姐》1984年第2期《当代》，曾改编为电视剧。《浮出海面》1985年第6期《当然》，曾改编为电影。有意大利文译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年第2期《啄木鸟》，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法、瑞典文译本。《顽主》1987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一点正经没有》1989年第4期《中国作家》。《永失我爱》1989年第6期《当代》，曾改编为电影。《动物凶猛》1991年第6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英、意大利文译本。《你不是一个俗人》1992年第2期《收获》，曾改编为电影，有法译本。《许爷》1992年第4期《上海文学》。本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刘震云、莫言、王安忆、北村、余华、池莉、陈忠实，这些赫赫的金字招牌，正在堂而皇之地引领着懵懂的中国读者，踏上杳渺的文学之旅，我们的审美情趣到了无形的禁锢，我们的阅读路线也被误导，我们睡眼朦胧了几乎半个世纪，今天，我们要对他们说不！

本书将王维分别放置于儒、道、释三大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美学的考察探究，清理王维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发展的轨迹，探寻王维山水田园诗审美境界的获得，从而揭示主体性如何贯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的。本书还从西方的符号学理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角度对王维作了中西文化的对应诠释，给读者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本书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寓理性思辨与审美体验于一体，具有相当的思考深度和创见。\t\t\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