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20世纪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早年热心于新诗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以《红烛》、《死水》两诗集及倡导新格律诗，开一代诗风。他创作的著名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20世纪末澳门回归祖国时唱响中华大地。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诸多领域，考索赅博，立说新颖，发前人所未发，深得学术界的推崇。后期他拍案而起，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一身正气。惨遭特务暗杀，壮烈殉难。巴金先生说：“民族的良心，青年的挚友，一多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光辉的榜样。” 本书作者闻立雕、杜春华乃闻一多之子、媳，以亲身经历生动地叙述了闻一多先生不平凡的一生。

对于国内外无数的阅读鲁迅的著作的人来说，他们大概在心目中都构建了一个个活脱脱的“鲁迅形象”。然而，对鲁迅的认知，却可能不那么客观，也谈不上全面。这部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回忆录将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启迪。书中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鲁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极其重要的史料，不少地方显示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如他对创造社、四条汉子问题等的看法。甚至还勇敢地将笔触伸向了世人想象不到的“禁区”，关于鲁迅如何在八道湾涉嫌羽太信子（鲁迅的大弟媳）的绯闻，造成与周作人一家反目的事件等。此外，书中关于“鲁迅之死”的大胆质...

本书深入、细致、清晰地梳理了宋以前陶渊明接受的线索，重点研究唐代陶渊明接受的诸多问题。作者认为，唐代是士人自觉接受陶渊明人格精神和诗歌艺术及品格的暑期，陶渊明参与了唐代士人的心理建构和唐诗艺术品格的建构。作者从唐代文学的创作实际出发，立足于接受美学理论，从文化学、文艺学、哲学、宗教、心理学等层面来解读唐代士人及其作品，对唐代各历史时段陶渊明接受的总体倾向和基本线索、士人接受的重点、士人对陶渊明的批评和拒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描述，揭示了唐代士人、唐代诗歌与陶渊明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层复杂关系，进而从一个侧面探究唐代文化的生命特质。

这个伟大的作家很伟大——他用心血浇灌的故事，让人喜欢、让人伤感、让人知道故事就是流传还流传。这个疯狂的诗人很疯狂——他用眼泪抒写诗篇，让人激荡、让人沸腾、让人领悟到诗歌才是沸腾的根源。这个凶残的哲人很凶残——他用残酷诠释人生，让人沉思、让人幻想、让人懂得人生恰是在残酷中经受磨难。这个可怜的男儿很可怜——他经历的苦难验证了悲剧，让人同情、让人叹惋、让人理解悲惨不过就是悲惨。...

1990年，作者有幸拜读杨仁敬先生的《海明威在中国》，最吸引作者的是关于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作者当时就感觉这《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不是一般的海明威中国行的资料汇编，而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当一部资料性质的汇编具有系统研究的内容并能给人以启示的时候，它就够上了学术的档次。首先，作者收集了国外有关海明威访华的背景资料，拜访撰写海明威传记的权威作家卡洛斯·贝克教授，专访了设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海明威藏书部”，采集到当时尚未见发表的海明威访华的有关资料和照片。其次，作者搜遍了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国报刊关于海明威访华时的报导和评价，尤其是专访了当时担任海明威翻译的夏晋熊教授。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可信的第二手资料。作者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了海明威夫妇访华的目的、行程及其反应。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摆出“作者”绝对可靠的权威架势，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海明威在香港见到的是宋庆龄还是宋霭龄，在重庆与周恩来的谈话內容是什么，海明威这次访华有什么意义等等，作者都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除了叙述海明威中国行这个中心问题之外，还评述了当时国外海明威研究的走向，系统介绍了作者国海明威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资料，并提供目录索引。《海明威在中国》（增订本）这次增补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国內外海明威研究的最新资料。作者相信这部著作是作者国海明威研究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专著，也为作者国热爱海明威的读者提供了一部值得鉴赏的读物。因为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性，而且还有相当的可读性。

主编逸事身为作家、编辑的父亲，在他长期主编《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著名文学刊物过程中，曾发现并亲手栽培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们当中，后来成为“大师级”、“文豪级”的有好儿位。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1．最早研究老舍的文字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的作品预告栏内，有这样一小段文字：“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舒庆春”就是老舍。《老张的哲学》是他的处女作。当它在《小说月报》1926年7月号刊出第一部分时，用的就是“舒庆春”的名字，而从8月号刊出第二部分时，则改用了“老舍”的笔名。从此，“老舍”和他的《老张的哲学》，渐渐为读者们所熟悉。写这段“预告”的人，就是《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虽说文字不过寥寥数语，却是第一个研究和介绍老舍的文字的。1927年1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内，又有一段介绍老舍作品的文字：“从第三号起，将登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了一日》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把赵子曰几个人的个性尤能浮现于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的《赵子曰》却过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是很可以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哨的。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了。”这一段精彩文字的作者，也是郑振铎。因此可以说，最初把老舍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是《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而最早研究老舍的文字的人也是郑振铎。老舍1924年去英国，在伦敦的东方学院教中国语文。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在牛律人学研究宗教史的许地山，成了好友。在许地山的鼓励下他开始写小说，并由许地山先生推荐给父亲。《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在《小说月报》上的相继发表，大大鼓舞了老舍，他接着又写出了《二马》，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但那时，父亲和老舍只是开始有了文字的联系，并未见过面。直到1927年父亲去欧洲，才在伦敦见到了老舍。1930年初，老舍先生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就是下榻在我家。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总共约6万字）。福州人的生活习惯是早晚两餐粥，只有中午才吃干饭。父亲怕老舍先生不习惯，总是让母亲下些面条或蒸些包子、馒头给老舍先生吃。父亲每天忙完了自己的工作，晚餐后便和老舍先生在书斋中，泡一壶上好的花茶，两人品茗夜谈，十分融洽。他们有时也喝些黄酒或白酒，洒菜无非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老舍先生在我家小住了约半个月便整装北上了。这是父亲和他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从此他俩成了莫逆之交。P21-24

马克·吐温的回忆录是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及亨利·亚当斯的自传相提并论。 马克·吐温也是19世纪的文学巨擘之一，即便到了今天，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也鲜有出现。这卷书给我们带来了当时美国的风情和气息，那时的美国年轻、乐观、朴实、土气，但骨子里透着高贵。马克·吐温对自己正在着手撰写的东西感到十分自然：“我想把这本回忆录在我死了出版后，成为将来所有回忆录的范本。另外，我还想让后代人都来阅读、欣赏它的体裁形式和写作手法。这种文章排列方式和写作手法过去与现在不断比较、形成对照，如燧石与钢铁相交冒出火花般不停激起读者的兴趣。其次，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不会选取我生活中值得炫耀的片段，而只涉及到一般人生活中都会遇上的寻常经历。所以这些章节的叙述必定能吸引常人，因为它们反映了普通人自己的一种生活，人们也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一般的回忆录作者似乎过于刻意搜寻出他与名交往的经历。事实上他自己、他的读者对他与一些无名小辈间的交往同样感兴趣，而且这类事情比起他与名人们的邂逅要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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