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讲说历史也许会在让没太多文化的百姓了解故事的同时误导他们理解史实，不该把一个博大精深的三国理解为追求一己私利的百科；又有网民支持易中天娱乐历史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因为通俗不等于曲解，幽默、娱乐化只不过是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解说历史并没有一定要以严肃、沉重来描述的要求。有学者认为易中天把《三国演义》作为标靶，没有注意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区别，没有尊重《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对《三国演义》不公平，对喜欢《三国演义》的读者也不公平；也有哲人赞誉易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品读，有他个人对时代和社会的体会在里面，他对世俗看得比较透，悟性也好，能够通过自己的体会去感受历史中的人性。有文学博导指出易中天人火爆，不是启蒙的胜利，不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甚至存在失实的历史判断；却有史学大师力挺易中天，要摆脱史学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就得像易中天那样用更为生动的方式重解历史……本书以反批正评的新视角，带着喜欢或不喜欢易中天的读者，再一次走近关于易中天的评说文字，平静地审视易氏的成功与不足。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之一，为读者介绍了冰心这位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冰心的童年、求学、作品、爱国主义等。冰心，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其散文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冰心评传》不仅要还你走近冰心的作品，更要将冰心的一生展现在你的面前。

吴芳吉，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才华灿烂夺目，与苏曼珠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吴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刻反映了现实生活，描写人民的苦难，揭露社会的尖锐预矛盾，表达了人民的追求和意愿，而且语言清新流畅，朗朗上口，形式自由活泼，长短不拘。吴芳吉的诗是在古诗词与民歌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和创新，他力图闯出一条新路，使中西、古今诗词文化能融合在一种新体诗里，作者十分崇敬这种积极创新和改革的精神。吴芳吉一生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祖国解放，自由、民主、富强、现代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新的时代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在中国诗史和艺术史上，吴芳吉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为读者介绍了：现当代名家巴金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巴金的梦想与现实之路、作品、情感生活、晚年生活等。《巴金：在历史叙述中》将为读者展现最立体的一面。巴金，现当代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在历史叙述中》将为你介绍这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如果查看30—40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 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依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20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洛茨基派，不能见容干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 ”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 ”。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二00五年鲁迅研究年鉴》是“鲁迅研究年鉴书系”的第四本了。编完之后，略有感受。首先当然是高兴，因为这证明虽然已经老迈，但还是在做着一点自己和朋友们都觉得略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从第一本到这一本，其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在某种情况下，其本身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检测，也是对某种事业的存在价值的检测。

暂缺简介...

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离开了我们。海内外报刊不惜版面，纷纷刊登巴金逝世的有关情况和人们的怀念、追思文章。为保留一份珍贵的当代文学资料，表达人们深切的怀念之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历时10个月，策划、编辑了这部纪念集。全书分纪事、追思、评说、吊唁四个部分。纪事部分选取了巴金逝世后，各地媒体所作的部分报道。追思部分收录的是与巴老有过交往的文化界人士的怀念文章。评说部分是学界、读者、媒体对巴金生平及其精神、意义的阐述。吊唁部分则是广大读者、生前友好表达哀思的简短文字，包括大量的唁电、唁函等。纪念集全方位地搜集了巴老逝世之后各媒体新闻报道、广大读者、巴老生前友好表达哀思的文章和学界、读者、媒体等对巴老一生的评说文字，并配有多幅珍贵的图片，是一部极具文献价值的资料集。

穆旦生于1918年农历二月甘四日，卒于1977年（终年59岁）。生于天津，原籍浙江宁海，原名查良铮，另有“梁真”等笔名。1929年9月（12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歌创作，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长途跋涉到长沙，又随校远赴云南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40年（23岁）由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当时，在昆明云集着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如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而穆旦与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青年诗人则跟着当时在联大教书的英国青年诗人燕卜逊，读艾略特，读奥登……开始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被自己人称为“昆明的现代派”的诗歌小团体。1942年2月（25岁），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5月到9月，亲历了与曰军的战斗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死里逃生，之后过了几年颠簸不安的生活。1945年到沈阳，创办《新报》，任主编。这年，昆明文聚社出版7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1947年5月，自印出版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40年代，穆旦、唐湜、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袁可嘉9位诗人合出诗集《九叶集》而得名“九叶派”，穆旦被看作是九叶派诗人的代表。1948年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旗》。他的这三部诗集均很快在香港再版。1949年8月f32岁）赴美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底携妻子周与良一同回国，1953年5月，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4年，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列为“审查对象”。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九九家争鸣记》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降职降薪，甚至被逐出课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管制。监督劳动。“文革”中，又因他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被抄家并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和他的家人都遭到批斗。在这期间，他虽然停止了诗歌创作，但一直坚持诗歌翻译，由一个著名诗人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翻译家。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他又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写出了《智慧之歌》《停电以后》《冬》等著名作品，特别是他的《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这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由于长期以来身心受到的摧残和折磨，刚过了59岁生日后，1977年2月26日不幸病逝。《穆旦传》一书的作者是海宁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81岁高龄的陈伯良先生。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获悉穆旦夫人周与良教授还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就去信向她请教。整整十二年间，周教授从复信、寄赠书籍到提供穆旦的照片和海内外有关资料等，为该书得以出版提供了宝贵史料。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胡愈之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任国桢茅 盾胡也频曹靖华应修人楼适夷魏金枝白 莽罗扬才郭沫若陈延年毕 磊潘汉年成仿吾徐懋庸徐文雅黄 源冯乃超潘梓年钱杏邮柔 石冯雪峰胡 风夏 衍蒋光慈冯 铿沙 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李立三田 汉王冶秋宋庆龄瞿秋白杨之华丁 玲艾 芜陈 沂陈 赓朱镜我周 扬聂绀弩葛 琴叶 紫曹 白力 群魏猛克陈普之周 文刘 岘吴奚如沈泽民张春桥小林多喜二唐 搜萧 三方志敏金肇野王正朔沙 飞胡 愈 之鲁迅与胡愈之之间，原是师生关系。1911年胡愈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正任该校学监。后来胡愈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推动世界语运动、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工作中，都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邀约胡愈之参加，两人均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是个国际性的组织，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出面号召、募捐、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作为执行委员，鲁迅和胡愈之都参加过几次会议，根据会议中提到的法西斯压迫人民、摧残进步文化的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和宣言，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5年，在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家从内战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鲁迅却为疾病所折磨着。苏联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邀请鲁迅赴苏疗养，但由于多种原因，鲁迅都没有答应。1936年初，胡愈之从香港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一家饭馆约鲁迅见面，把苏联方面再次邀请鲁迅去修养的建议告诉他，并把去莫斯科的交通情况也说了一下。鲁迅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他说：“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胡愈之了解到鲁迅的态度，对去苏联疗养的事就没再多谈，便返回了香港。1936年8月，胡愈之从香港返回上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愈之忙于救国会的活动，没能去探望。10月19日清早，他接到冯雪峰的电话，才知道鲁迅因肺病严重突然去世。当时冯雪峰任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于是，他就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胡愈之担任了丧仪活动秘书长。鲁迅先生的丧仪举办得十分隆重，鲁迅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停放三天，几十万人前来瞻仰先生的遗容。10月22日起灵送葬时，几千群众唱着挽歌，高呼口号，丧仪活动形成了抗日示威游行。鲁迅生前，曾打算把自己的作品结集为《三十年集》出版，但没能付诸实施。鲁迅去世后， 《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1938年，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鲁迅全集》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在抗日的 ……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对其文化思想的全面梳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重要意义也逐渐浮出水面。本书从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宏大背景入手，进而研究其对女性解放道路的设想以及寓建设于批评的思想品格，并进一步对其女性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探究，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周作人女性思想最为全面、也最深透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