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收录了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回忆鲁迅》和其他与鲁迅有关的单篇文章及书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雪峰文集》所未收入的，均据最初发表的文本录下。

老上海五光十色，张爱玲风情万种，作为张爱玲的超级粉丝，本书作者沉迷于霓虹闪烁、歌舞升平的1930年代，用张爱玲的丝线串连起上海滩的时髦物与奢侈品，那是老上海的金粉梦，也是张爱玲的华丽缘：明星与香水、爱司头与高跟鞋、百乐门与爵士乐、狐步舞与威士忌、霓虹灯与跑狗场、油纸伞与火油钻、麻将桌与黄包车、铜香炉与鼻烟壶、花园洋房与手摇唱机、丹琪唇膏与翡翠胸针、红木人床与西式家具、三寸金莲与黑色丝袜、美女月份牌与美丽牌香烟、好莱坞电影与巴黎流行色——是华洋杂交的华丽情缘，也是殖民色彩的古典情结。老上海风情画中，有一片张爱玲的夜色……

草明，原名吴绚文，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本书分生平资料、创作自述、研究论文选编、著作年表和著作目录、研究文章目录索引共五部分，全面收集整理了有关草明的研究资料俾有助于学林。

沙汀，原名杨朝熙，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本书分生平与创作，评论资料选，著作系年目录、节目、作品总表，评介资料目录索引等四部分，全面收集整理了有关沙汀的研究资料，俾有助于学林。

《旧墨四记》是“旧墨记”书系的第四本。作者以他对前贤的熟悉，娓娓讲述了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老舍等数十位文学家的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并且穿插着文坛的许多掌故逸闻，文简义丰，晓畅可读。书中配合叙述，仿真影印了作者所珍藏的众多文学家的墨迹近百件，展读此书仿佛与他们对坐，纸墨如旧，神采烂然。

《人中麟凤：季羡林》，叙述了季羡林先生的生平，对季先生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和光辉业绩作了细致的介绍。《人中麟凤：季羡林》与他人同类之作，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有自己的特点，加上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季羡林先生德高望重，著作等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影响了青年人、老年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季先生多次说过：“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他再三强调，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甚至他所做的，比他所说的，不知要多多少倍。因此，他在国内外影响甚大。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分秒必争，从不浪费，因此，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季先生的成长及其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艰难。阳关大道，他走过；独木小桥，他跨过；一路上坎坎坷坷，弯弯曲曲，披荆斩棘，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但他有决心和毅力，也有运气，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个艰难历程，国内外人士知道后，震惊之余，感慨万千。季先生是位胜利者，不愧为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问断。“文革”期问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是张铁夫教授及其课题组的第四部普希金研究专著。回顾普希金的百年中国之旅，揭示中国普希金研究的成就与困境，并从多维视角对普希金的经典进行解读。《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的最大特点在于，在《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一书中，作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普氏的文学人民性思想、自由理念、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叙事艺术等问题，而《普希金：经典的传播与阐释》在坚持文化视角的同时，论述普氏的文化归属、世界性以及在我国的传播问题，并对其描写帝王的作品、童话集、《黑桃皇后》和庄园贵族形象进行了文化解读，丰富了我国对普希金的研究，并填补了我国对普希金研究的某些空白。这对当代的普希金研究有着重大的补益。

蒲松龄生活在清初，经历平淡无奇，除短期到南方为朋友做幕宾外，终生乡居，做寄人篱下的家庭教师。既没有王维式优哉游哉山居写诗的闲适；也没有苏东坡屡被贬官、从京城到海南的丰富阅历；更不像曹雪芹从钟鸣鼎食到卖画为生……蒲松龄是个普通读书人。“读书、教书、写书”六字，基本可概括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种形式。文言短篇小说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唐传奇，一个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几十年皓首穷经而自认一事无成的聊斋先生以这部盖世奇文风靡了全球，使他从仅可容膝的“聊斋”走向世界。其思想锋芒和艺术天才璀璨放光。《聊斋志异》是以深刻批判目光透视整个封建社会的书。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官虎吏狼”，黑白颠倒，以丑为美，命如草芥，封建道德和秩序在土崩瓦解……蒲松龄以“鬼狐史”的艺术形式抒写正直知识分子的磊块愁，他笔下，有真实的人物，有历史传说人物和神灵，有幽冥世界和梦幻世界，更有人鬼交替、人妖转换，既是驰想天外的搜奇志怪，又是沧海桑田的真实人生，既是离奇之至的虚构，又是真切之极的现实。对优美爱情的热情讴歌和女性形象的创造，是该书最富魅力之处。大自然的花鸟虫鱼、想象的狐鬼仙妖，都被作家创造成为可爱的女性形象并衍生出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黄英（菊花）、香玉（牡丹）、绿衣女（绿峰）、阿纤（田鼠）……鬼女晚霞、聂小倩、小谢、梅女、窦氏，狐女娇娜、婴宁、小翠，神女翩翩、云萝公主……早就是中国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人物。崂山道士对王生的教育、种梨和偷桃的民俗描写，早在上个世纪就传到了欧美，聊斋的艺术魅力和小说艺术，使得其作者获得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用“好学深思，正直不阿”八个字，可概括聊斋作者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王蒙作为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位怀有很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解放斗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同样具有这种“微缩”特征的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所遭受的政治厄运，以及在1970年代末的复出和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仅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和革命信念的坚定，还有在这坎坷的人生途中，为着坚守这种革命信念而付出的身心代价，以及在这种“坚守”和“付出”中，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所激起的复杂的精神回响。鉴于这是一个有关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话题，因此，我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设定为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目标。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王蒙的创作和文学活动，也如他的人生和命运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变数。1950年代，当他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挟带着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短篇小说，在百花竞放的文坛初露锋芒的时候，无意间却冲击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这个文学信条同时也联系着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在19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滥觞和发展演变，同时还联系着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让他成了195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股渊源复杂、影响深远的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