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本书编辑体例，简述如下：（一）本集只收胡适本人的书信，共1644通，（包括信函、电报和明信片）最早的，起于1907年，最晚的是1962年。内中部分书信系首次刊出。（二）所收书信均按年月日顺序编排。凡有年月而无日，或年月可考而无日可考的，编在各该月之末；凡年份可考而月日无可考的，编在各该年之末。对于年、月、日尚不明确的信函均在信后注明“暂系于此”，以待确证。有些署阴历月日的信函，则在括号内注明公历日期。有些信原无具体日期，经编者考证其日期后，则用（）注明。（三）所选书信后面的附件或剪报，均系原信所有，故一并收入。（四）书信内外文词汇的中译注于原文之后，以[]号标明；外文人名、地名、专有名词择要酌译。（五）书信中原有错字、别字、衍文和佚文的校勘，以[]号标明，均加在正文之内。原稿无法辨识的字以口示之。

本书所选59家70篇追忆文章，基本照顾到蔡元培生平事功的各个时期与影响贡献的各个侧面。作者以亲友故旧学生或与蔡元培有过直接接触交往为人选条件。内分五辑：第一辑偏重生平综述概观；第二辑反映从幼年到科举，以及上海主讲南洋公学，办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创立中国教育会，筹组光复会，主持《警钟日报》时期的活动，可称前北大时期；第三辑集中于人主北大时期（1917——1923）。这一时期乃蔡氏生平黄金时代，于中国教育文化史意义甚大，而回忆文章也以这一期最多，为整体平衡计，取择标准从严。但因为精彩篇章难遽割舍，所以删汰之余，仍收录了20篇；第四辑主要存录蔡元培离开北大到蛰居香港、直至去世一段时期的回忆文章（1923一1940）。其中余天民对港居时期记述甚详；周新则对其发病。疗病、病逝过程载录颇细；刘海粟从自己与蔡元培数十年交往侧面反映蔡元培艺术活动，与其倡导甚力的“美育代宗教说”大有干系。与此三篇记载相类者似不多见，故不避其长，一并收录；第五辑诸文偏重对蔡元培贡献影响的评述或借题发挥，与第一辑诸文统贯一生相近，而一重言事、一重辩理则异。所录文章，尽可能以最初发表时的面貌出现。少量实在找不到原出书刊者，都在文后注明转录。有涉及蔡元培文章处，则核校以《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1989年版）。

编辑推荐：马一浮是中国现代国学大师，也是一位隐士，他一生致力于读书、教学，几乎没有参与其他社会工作。他受聘于大学时，条件是不以教学纲要所定的正式课程为限，而自由宣讲；他创办的复性学院，所实行的是孔子设坛与学生漫谈式的教学法。他虽然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名声却远扬四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均曾宴请他，并与之深谈；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熊十力的书请他作序，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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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高级记者作品集，主要选自作者有关人生经历和感悟的作品。上篇是自传体回忆录，凄婉跌宕的情节，叙说作者近七十年悲欢交集的人生之旅，以艰苦奋斗和风毅不拔的决心终于主宰自己的命运。下篇是作者以感悟人生之笔描绘了众多的成功者，其中包括传媒高层人物，作曲家，导演，赏，画家，教授，研究员及电视界、政界、商界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的专访，事业与生活世事与心事隽永传真。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的大浪中，武夷与朱熹正如泰山与孔子，是汹涌卷起的两座洪峰。康熙皇帝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有的人尊他为圣贤，有的人斥他为封建卫道士，他诗情激越，智慧超人，刚直不阿。

今文经学入湘、船山学术流衍，高使湖湘文化光耀中华，完成了学术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近代湖南人才迭起，实在是嘉道以来湘学兴盛的结果。同时还要看到，湖湘学术不仅以经世务实为特征，而且也特别重视心性之说。自胡宏的性本体，张拭天、性、心同体异取，上接二程之理，下启陆、王之心，直至曾国藩、刘蓉、郭嵩焘倡汉宋兼容之理学于洞庭之滨，湘水之侧，亦视心性为根本。可见，湘学实为传统学术之集萃。以毛泽东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是在三湘四水之间接受了兼容心性、经济之学的洗礼，走向中国的历史大舞台，并以此孕育的人文精神，扭转乾坤的。他们是湖湘学术造就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也是湖湘文化登峰造极的鼎盛阶段。当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著名的湘籍史学家，他们对文化传承所作的贡献，对历史进步的召唤，都表明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湖湘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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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教委社科基金资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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