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5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召开理事、顾问联席会议，由我报告本会发起及成立十年来的回顾，梁柱副会长报告纪念蔡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筹备工作，萧超然副会长提出浙江教育出版社请本会再编一套增订注释本《蔡元培全集》。当即组成编辑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蔡著论文、演说词、序、跋、传、诗、联等，按时间顺序编为九卷，推梁、萧、张万苍、王世儒四委员分任注释；译作编为一卷，推林被甸委员担任注释；另将书信编为五卷，日记编为三卷，共八卷，推我担任注释。在联席会议上，吴树青教授因不再任北大校长，提请辞去本会会长职务，当即推出北大现任校长陈佳洱教授继任蔡研会会长。1997年9月10日，又召开理事会议，梁柱理事因不再担任北大副校长，提请辞去本会副会长的兼职，当即推出北大现任副校长何芳川教授继任蔡研会副会长。1998年1月11日，在蔡先生一百三十岁寿诞之期，天津、上海及绍兴各界均开会纪念。’首都各界除隆重集会纪念外，并由蔡研会于5月9—10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二次“蔡元培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八十余人到会，提交论文近六十篇，将选辑成册付梓。

本书的选编，为方便一般读者需要，在译释中考虑了以下几点：一[原文]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版本诸多不同处，择其善者而从之。二注释尽量从简，文言虚词特殊用法的在前面已经注过的则后面一般不再加注释。三翻译时力求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在意义，能直译处尽量直译，当直译不能表达意义时，则采取意译的办法或在括号中加引导词的办法解决。四对文中一些固定的名词一般不作硬译，则用原名译出。需要说明的是，《庄子》共33篇，本书只选其18篇，内篇全选外，杂篇选录部分主要考虑方便一般读者阅读的需要的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原书的风貌。

这是一部以记述我国当代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赵自强先生事迹为内容的传记，作者是赵先生的弟子，他利用第一手的资料，再现了赵先生从事文物鉴定四十年的传奇历程。书中披露了当代文物鉴定领域和文物收藏界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第一本以当代鉴藏家为传主的著作。作者简介陈典松，男，1967年4月生，江西都昌人，专栏作家，诗人，策划人。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开始拜赵自强先生为师，学习文物鉴定。现为广州博物馆研究部负责人，《广州日报》、广州电台、《神州民俗》等新闻媒体的特约撰稿人，多所大学外聘责任教师。著作有《毛泽东谈话艺术》、《诸子百家大辞典·儒家卷》、《中国历代名商》等，译著有《新加坡藏瓷》等，在《孔子研究》、《文史知识》、《广东史志》、《神州民俗》、《岭南文史》、《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各类文章300余篇。目录序一我认识的赵自强序二一位不可多得的古陶瓷鉴定家一、艰辛童年二、初进宝殿三、名师高徒四、“文革”岁月五、潜心磨剑六、国宝卫士七、“老记”报道八、学生日记九、印尼看宝十、神州之鉴十一、五层楼上附：业务自传靖江王陵遗宝——谈桂林博物馆藏明代青花梅瓶千年柴窑探秘火眼金睛鉴古瓷记广州文物鉴定专家赵自强培育文物收藏家的园丁赵老师教我学陶瓷鉴定跟赵自强老师学鉴定赵自强先生谈文物行业的造假识假问题三晋探宝记赋得“吾爱赵夫子”十首并序赵自强先生年表赵自强的答谢辞后记这也是一段缘

本书收录了记述作者与文化名人交往的随笔文章《我与巴金有缘》、《关山月的面痣》、《女作家赵清阁捐赠记》等二十四篇。

本书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记叙了克兴额的生平，后一部分收录了克兴额诗歌、散文、译作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报界档案系列”，就是一套以新的模式和新的风格叙述和介绍新闻史的丛书。它或写中国历史上受到反动统治者摧残的报人，或写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报案，或写中国近现代的报业明星，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重大报导，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报刊政论，或介绍中国历史上有颖响的报纸和报纸的副刊，或介绍曾经活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外国记者。

《徐霞客研究（第7辑）》选登了五篇特稿。费孝通、张岱年两位九秩老人的华章，文字精练简括，但却昭示了新世纪人类文明和学术发展的方向。今年，是著名东方科技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所首任所长李约瑟博士的百年诞辰。为纪念这位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本辑特别转载了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的文章。高山仰止，李翁对东方科技史研究卓有成效地努力和难能可贵的巨大贡献，包括对我国徐霞客等诸多科学家，在东方科技发展史上的中肯评价，中外公认，举世敬佩。我们十分赞赏作者的意见：对李翁最好的纪念，是继承和发展李翁的未竞事业。本辑特稿中还登载了研究会两位领导者江牧岳、张宏仁的讲话。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就保护生态和关注未来两个跨世纪主题，向徐学界提出了期望。

想说清楚洪晃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不可能的事。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著名作家章含之的女儿、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从小笼罩在这么多“著名”的光环之下，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但她的个性却独立而反叛。十二岁独闯纽约，被称为“空降的红小兵”；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教育，之后回国闯荡。开网站、拍电影、办杂志，虽然是出于兴趣，但却做得认真又投入，事情搞得红红火火，她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作风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张扬。她对艺术有着超乎常人的鉴赏力，对自己热爱的事业执着到了疯狂的地步，凡事拿得起放得下，可上可下，可进可退，成功出版了三个畅销的时尚期刊，终于成为了著名的出版人——在她得到这个属于她自己的“著名”的同时，也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一致赞赏。本书除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外，还用大量篇幅收集了她周围人所“揭发”的关于她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使这个出身名门、满嘴粗话、性格率真、知人善用、勇于改错的性情中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通篇洋溢着洪晃独特的个人魅力。

接着，陈荒煤先生又具体地谈论了关于理论研究问题。他说：“理不直，气不壮，很多问题，需要从大道理上来说明。当然，我所说的理论，是与实际密切相联系的理论，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文革’之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理论研究出现了悲剧，也可以说出现了喜剧。”我说：“为什么呢？”陈荒煤先生难过地说：“搞了三十年，还需要讨论什么是艺术特征，什么是真实性，什么叫喜剧、悲剧。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碰到两件事，感触甚深。一件是，当在会上有的人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悲剧时，居然有人说，首先应当讨论一下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当时我心里想，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大破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悲剧，株连了这么多人，面对这样的现实，还要讨论社会主义会不会出现悲剧，这是为什么？！前段时间，《光明日报》上发表讨论悲剧的文章，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即‘历史的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作品。这个定义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要使我们现在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个定义，恐怕很困难。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悲剧的主人翁应是英雄人物。看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里的陶铸副总理的形象，可以这么说，但是，小说《伤痕》里的王晓华并不是英雄人物，而她也是悲剧的主人翁。这又怎么解释？！所以。理论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另外一件事，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有的人认为只有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才算典型性格。是的。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很多同林彪、‘四人帮’搏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先进典型。但是，对像陶铸这样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不经任何正式手续，就加以逮捕、拘禁、流放，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能进行怎样的搏斗？！……‘文革’期间。我们许多被隔离的人，除了《人民日报》外，连马列的书都不给看，更不给纸笔，你怎么进行搏斗？不从生活出发，拿书本的定义来硬套，这种理论研究，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在理论研究中，一种是‘凡是’观点，‘句句是真理’，这种研究，只能使我们的思想走向僵化；另一种是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促进创作的繁荣。”我说：“最近，我看了您写的文章和发言记录，觉得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发现了不少新问题，这些问题对繁荣创作，看来都是十分重要的。”陈荒煤先生谦逊地说：“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观感，意见也很不成熟。为了繁荣文艺，抛砖引玉嘛。现在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的，我相信，如果我说得不对，也一定会有人出来和我争鸣的。”陈荒煤先生说到这里，我们都微笑起来。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考虑到不能让年逾花甲的陈荒煤先生太劳累了，我只好告辞了。1979年9月5日于香港（原载香港《广角镜》1979年9月号）传奇的文学女强人——访丁玲丁玲，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这位传奇式的文学女强人，近年来，她的名字又在中国大陆文坛上出现了，海内外广大读者都感到十分惊奇。这位曾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扬名世界的女作家，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之后，1956年就被戴上“反党集团首要分子”的帽子，1957年，又加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北大荒去了。从此，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竟在中国大陆文坛上销声匿迹达二十三年之久。除了在批判文章上看到她的名字之外，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二十三年来，海内外曾经有过种种关于丁玲的传说，甚至有人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在狱中了。可是，过去在中共官方的报章中从来没有报道过她的消息。不久前，一个奇迹出现了：被雪藏了二十三年的女作家丁玲，又重新发表作品，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竟然重新当选为作家协会副主席！笔者和海内外不少读者一样，都亟想了解一下这位传奇式的文学女强人的具体经历，亲自验证一下围绕着丁玲的种种传说是否真实。为此，在最近两次赴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曾多次访问了年逾古稀的丁玲女士，也同时访问了丁玲女士的丈夫陈明先生和丁玲女士的女儿蒋祖慧女士（中国芭蕾舞团编导），了解到大量的材料，使我对这位文学女强人和她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中报月刊>主编一再催促我写篇丁玲访问记，他还给我出了道难题：要写得活一些！真是盛情难却。我只好勉为其难，把访问丁玲女士、陈明先生、蒋祖慧女士的情况，择其要者而写之，至于是否写得活，像月刊主编说的那样“要使读者像看到丁玲女士一样”，就很难说了。为了把文章写得活一些，我来个倒叙式的开头吧！一、搬进新居的丁玲1979年11月初，为了补充讲授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材料，我又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一位老作家告诉我：丁玲搬进了一幢新大厦了。据说，这座大厦，是相当于副部长级的人物才能进去住的。后来，我到姚雪垠先生家里做客，才进一步弄清楚了这件事。因为姚雪垠先生也住进这座新大厦了，搬进这座新大厦的，还有几位文艺界的名人。证实了这个消息，而且又是顺路，我决定立刻去拜访一下丁玲（上次到北京访问丁玲的时候，她临时下榻于友谊宾馆）。11月初，香港的气温还高达30℃。可是，在北京已是隆冬季节了。傍晚时分，北风呼啸，我把御寒衣服全穿上，还感到有点冷意。我冒着严寒，来到丁玲新居的门口时，心里想：丁玲刚刚搬进新居，大概还在忙于收拾行李、布置新居吧！我这个不速之客，会不会影响他们布置新居呢？该不该敲门呢？犹疑了一下，我还是轻轻地叩门了。一位老大娘给我开了门。这是丁玲的亲戚。大概她是见过我的，便客气地示意我走进客厅去。……

暂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