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刊老子道德经

　　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祝穆刻《方舆胜览》等，千百年来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闽刻古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为后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刊刻时代早、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诗颔联作〔山中一半雨，树杪万重泉〕赞赏有加。该书卷四还对元代建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的版本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

　　河上公，河上公亦称“河上丈人”，河上真人，齐地琅琊一带方士，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黄老道的开山祖师。河上公可谓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其为老子作注的《河上公章句》成书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是其姓名生地无人能知。《神仙传》载：“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河上公修仙得道之处在琅琊 （今日照） 天台山。对此，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中说：“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日照状元张行简在文中也对此有所记载：“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 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张行简还写到：“日照之名，始于元佑。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天台山有深厚的女巫崇拜，狐仙崇拜和神仙崇拜遗迹。女巫谷中有女巫与狐仙之墓，有世上罕见的积石墓与石室联体，人鬼同居的建筑。山上有仙人台，仙人居旧址，安期祠（秦始皇立）遗址，仙人讲经台，炼丹炉，仙鹤台，仙人捣药石臼等遗迹，是河上公悟道之处，安期生成仙之所。有曲阳涧，涧中有曲阳泉，是三国时神仙于吉得道成仙之地。 有秦皇汉武望仙台， 是古人疯狂追求长生不老的历史见证。河上公的最主要贡献是为老子的《道德经》作注。《道德经》，原称《老子》，又称《道德真经》、《五千言》，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常会被归属为道教学说。其实哲学上的道家和宗教上的道教是一样的。《道德经》作为道教基本教义的重要构成之一，被道教视为重要经典，其作者老子也被道教视为至上的三清尊神之一道德天尊的化身，又称太上老君，所以应该说道教吸纳了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完善了道教。同时，前面所说的哲学，并不能涵括《道德经》（修身立命、治国安邦、出世入世）的全貌。《道德经》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成为中国历史上某些朝代，如西汉初的治国方略，在经济上可以缓解人民的压力，对早期中国的稳定起到过一定作用。历史上《道德经》注者如云，甚至有几位皇帝都为其作注。“从《老子五千文》到《道德真经》”一文说： “从战国末年，喜黄老刑名之学的韩非撰《解老》，《喻老》，河上丈人者流用神仙家观点解释《老子》开始，历代注家不绝，各以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解释和阐发《道德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取舍之间，互有同异”。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由河上公作注的道德真经注，又名《河上公章句》，亦称《道德经章句》，为最古的《道德经》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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