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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本书是建国后内蒙古文坛出现最早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表现40年代末期内蒙古社会生活的作品。它描写的主要是察哈尔草原上小小的特古日克村发生的故事，但它揭示的却是特定年代内蒙古人民的历史命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为小说是把故事放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叙述的。这个背景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乃至内蒙古社会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交锋。在小说中，代表国民党的刘峰来到了特古日克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苏荣也来到了特古日克村。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还是像曾经留学日本、日本侵华时期任伪蒙疆政府副厅长的齐木德鼓吹的那样，蒙古人应当独立，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并不仅仅是特古日克村人或者明安旗人面临的选择，而且是所有内蒙古人民面临的选择。正是这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使小说叙述的故事具有了以小见大的功能和高度的典型性。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都在特古日克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这种生活的复杂性甚至集中到一个家庭——大牧主瓦其尔的家庭中。瓦其尔精明、自私而又圆滑，只要能保住他巨大的家产，他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所以内战爆发后他缝制了两面旗，一面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五星红旗，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谁来就挂谁的。但他的两个儿子则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大儿子旺丹参加贡郭尔的保安团，偷偷为贡郭尔送情报；二儿子沙克蒂尔却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骑兵中队。家庭生活中的冲突实质是国家、民族的基本矛盾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不过，瓦其尔最后遭国民党匪军严刑拷打的结局，说明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在对特古日克村斗争生活真切、细致的描绘中，小说体现出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主要得力于作家对蒙古族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对蒙古生活的熟悉。就人物性格而言，铁木尔的倔强、固执、自尊、勇猛；斯霞的执着、坚忍，洛卜桑的豪爽、豁达、爱面子，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从作品展示的生活图景看，无论是热烈、欢乐的摔跤场面，还是民间祝词家唱着颂词给工作队献马，还是沙克蒂尔和莱波尔玛那炽烈而反伦理的爱情，同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小说的语言尤其具有民族色彩，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蒙古族人民丰富、幽默而又朴素的谚语。这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上。瓦其尔见到归来的铁木尔时说：“俗话说得好，马儿走出千里远，也要跑回生长它的牧场来，人怎能像一只没有窝的野雀似的东跑跑西飞飞呢？”铁木尔谈自己在外面与八路军的交往时说：“八路军对我个人实在不错。可是就像俗话里说的那样：一个窝的燕子，有的往东飞，有的往西飞，人们对八路军的看法也不一样。我的朋友哈吐就常说：‘黄羊碰见猎人，还要想三想往哪个方向跑，我们蒙古人再也不能闭着眼乱跟别人走了。你想想，八路军那么好，为什么没有一个蒙古人当八路呢’？”贡郭尔诅咒那些热情接待八路军的牧民时，骂的也是：“这帮人都像秋天的枯草，见了谁都只知道点头哈腰！”这些语言中都有比喻，而用来作比的马、黄羊、枯草等等都使人想起草原。人物的对话是这样，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这样。卷二第五章写到凶残的贡郭尔父子突然热情对待斯琴并且递上一碗奶茶时，用的是这样的语言：“谁不知道，人们出卖马匹之前，总是替它洗刷两次毛皮，增加几斤草料，以便于使买主出高价，又满意！”这种机智的比喻不仅富于地方特色，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贡郭尔父子的险恶用心。从创作方法来看，这部长篇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借鉴了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这表现在小说对草原的描写中所包含的暗示性与抒情性。小说开头描写了察哈尔草原寒冷、多雾的春天，指出草原上的人们困惑而又急切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这里的季节显然是暗示某种时代气氛。小说卷一第十章描写了草原上两条不同的河流，也是暗示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或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小说最后写到斯琴等人烧毁住着敌人的蒙古包时，对草原和黎明作了充满激情的描绘，并且发出了“呵！草原——我们慈爱的妈妈！”这样深情的呼唤。<

地裂山崩的“五一”反“扫荡”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向国民党蒋介石加紧了政治诱降，回师后方，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向冀中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当“五一”反“扫荡”战争打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三里湾》成于1955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三里湾是县上有名的模范村，又是工作试点。旗杆大院设有村政府、社委会等，是村上的政治文化中心。1952年9月1日，女青年玉梅从夜校归来，在大嫂家发现一奇怪的小本子，上面写有：“高、大、好、剥……”等字。她百思不解其意，后经人解释方知这是哥哥王金生写下的工作笔记，这几个字分别代表村里几户人家的特点：“高”是土改得利高；“大”是家大股头多；“好”是土地质量好；“剥”是有轻微剥削。他写这些是便于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金生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家一心走合作化道路。弟弟玉生心灵手巧，掌管全社的技术工作，他聪明、肯干，常搞些小发明。可惜媳妇小俊听从娘家妈的挑唆，从不支持他工作。这天晚上，小俊因要钱买绒衣不得，便寻衅与玉生吵闹，并以离婚相挟，玉生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奔到旗杆院要求开证明离婚……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出版的一个高潮。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它们中，有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如《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有内涵深厚的长篇巨制，如《大波》、《六十年的变迁》、《上海的早晨》《艳阳天》等；有感情描写细腻，令人一唱三叹的作品，如《三家巷》、《苦斗》、《小城春秋》、《我们播种爱情》等；有反映抗战的名作，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还有颇具独特感染力的作品，如《高玉宝》、《林海雪原》、《风云初记》、《欧阳海之歌》等。这些作品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些作品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带给人们温馨的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上述等作品于2005年1月整体推出，共计32种47册，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适宜于读者回顾和收藏。为了使本丛书具有完整性和权威性，一些多卷本作品超出出版时段的，也一并收入；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则选其较优版本；对于所有作品的文字进行了重新校勘。

本书以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为题材，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在严寒的冬天穿插于深山密林之中，以惊人的大智大勇， 克服艰难险阻，终于彻底消灭了几股颇有实力的土匪武装。全书主要刻画了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等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惊险紧张，引人入胜。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

《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前驱（套装上下册）》以“文库”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规模最大、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出版我们自己的“文库”不仅生逢其时，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

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啊！难道你就能这样四分五裂地任凭强盗们宰割下去吗？难道你的人民，就这样永无止境地成为饥饿和战争的牺牲品吗？不，决不！希望是不会消失的！就在这时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就像在漫长的黑夜里，突然射出一线耀眼的曙光：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这面鲜艳的红旗，就成为了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成为了真理和胜利的象征；从此，这个新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党，就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这时，领导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接受了他们给予他的帮助。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正式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改组了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并且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决定创办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即黄埔军官学校。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些伟大的转变包含着一系列的猛烈的斗争。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成分很复杂。在改组时，里面的反动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有的则埋伏在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孙中山没有能够亲自领导这场复杂转变的彻底完成，他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去世了。他所多年盼望和策划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成为了他临终时的念念不忘的遗言。共产党人带头举起了北伐革命的旗帜。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像火种，在人民的心中闪亮着，燃烧着。他们在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积聚力量，创造条件；就像飓风掀动着海涛，准备着，来一个席卷一切的巨浪！北伐，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北伐，这是全中国民众如解倒悬的迫切的希望。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和动荡分裂的局面，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也积累了无比的仇恨和怒火。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熔岩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发热的烈性炸药，只要有一根燃烧的引信，便会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在孙中山逝世后那些艰辛的日子里，革命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光明与黑暗在搏斗。代表着形形色色派系的国民党人，正为着北伐的议程在勾心斗角，一场看不见的复杂纷纭的斗争，在暗地里激烈地进行。而这时，共产党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正在大革命的前线和后方，在繁华的都市和穷乡僻壤，艰辛地奔走跋涉着；他们像霹雷之前的闪电，用自己的光芒，最先劈开了沉沉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