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威南北》是系列小说之一，写是的从北宋亡国到南宋开国，与金朝和战的历史故事。在宋朝的三百二十年史中，这段历史无疑最富有戏剧性，深重的劫难的，残忍的掠夺，英勇的抗争，卑怯的苟活，醉生梦死般的寻欢作乐，大祸临头时的贪污腐败，无可奈何下的痛苦抉择，视死如归式的慷慨赴难，构成了整个绵长的历史画卷。小说的大致轮廓完全依据历史记载，细节的虚构或在史籍中蛛丝马迹可寻，至少也基于宋金时代的生活真实。小说中的人物，如宋钦宗、赵恒、朱后、康王赵沟、宗泽、张所等。以及在《扬威南北》尚出场不多的韩世忠、秦桧、冠绝古今的女词人李清照等，绝大部分都是真有其人，他的艺术形象大体符合真实的历史形象。其中岳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宋朝第一名人，但人们对他的知识，往往来源于《说岳全传》和戏曲的虚构故事。人们在《扬威南北》可以知道他的早期家庭生活，他如何从军，如何背刺“尽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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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大文学巨著。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约生于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间（1500—1510），约卒于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任过县学的训导、教谕。但到了他父亲吴锐这一辈，由于家贫困，出赘徐家，“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了小商人。尽管如此，吴家却不失读书的传统。据说其父吴锐虽为商人，不仅为人正派，而且好读书，好谈时政，这自然对吴承恩产生较大影响。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很早入了学，少年得志，名满乡里。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成年后的吴承恩却很不顺利，在科举进身的道路上屡遭挫折，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五十多岁任过浙江长兴县丞，后又担任过荆王府纪善，这是同县丞级别差不多的闲职。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大约是中年以后，或认为是晚年所作，具体时间无法确定。除《西游记》外，他还创作有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和《禹鼎志》。现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一卷、散文三卷，是吴承恩逝世后由丘度编订而成。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北宋末年，朝政腐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鸡鸣狗盗之徒，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最终都被逼上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日益高涨的时候，宋江的接受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在尘世间，原本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归于平静了。作为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成熟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开辟了章回小说创作的新方向。而作为杰出的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又确立了英雄传奇小说的崇高地位，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百花园，并对后代小说及其他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水浒传》诞生后，深受读者欢迎，于是便有续作及仿效之书纷纷面世，如明末清初人陈忱有《水浒后传》，清人青莲室主人有《后水浒传》，清人俞万春有《荡寇志》，直至现代，如 1933年镇江《新江苏日报》馆还出版了由程善之著的《残水浒》16回，1943年重庆建中出版社出版了张恨水著的《水浒新传》等。至于仿书及改编之作，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在明清戏曲中，“水浒”戏亦是一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杂剧、戏文、传奇、昆曲、乱弹及京剧，均有搬演，其中尤以敷演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燕青等居多。而且，续书故事搬上舞台的，亦有名作，如京剧之《打渔家》，至今仍有演出。《水浒传》问世以来，各种本子大量刊印出版，极为繁多，小说在民众中也越来越普及。作为一个读本，百回繁本《水浒传》是较好的本子，因此，我们采用了明容与堂刊本，并参考明清其他刊本，加以精心点校，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合适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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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为明代后期影响最大的诗歌派别。本书第一次全面考证公安派的结社和文学活动，在此基础上归纳它的文学风格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公安派结社资料汇编"从各种相关史料中全面梳理汇集公安派各次结社的详细资料和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考证认识一个文学派别的基础性工作。"公安派结社考证"在资料梳理基础上，对公安派结社进行详细的考证，澄清了以前相关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认识误区和模糊认识。"公安派结社综论"考论公安派的总体情况、文学创作活动及实绩，论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书作者学风严谨，全书结构严密，论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考证基础上，是充实、丰满的学术论著。

本书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家朱光潜的代表作。朱光潜偏爱诗艺，同时对西方文艺心理学有很深的研究。1931年他在欧洲留学时便开始本书的写作，1943年始正式出版，历时十余年，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是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构的里程碑。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北京三联版《诗论》后记里，耄耄之年的朱光潜先生不无自得地写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论诗》。”这句话当然含有自谦的成分。朱光潜先生对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是全方位的，不过就《诗论》本身而言，这位辛勤的美学老人的估价是合乎实际的，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择》共选录唐宋词二百五十一首，分三卷，详加注释，将词中真义尽数挖掘，兼及作者情况与时代的背景，使读者对词的了解更深一层，对词的品评更进一步。此书实为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一本。旧时的注释，无论称注、疏、笺、释……多以注明白它的来历而为之。即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要穷其源，注明它出于何处。而源的比流更远，古的比今更不易懂。这可是旧式注疏不易彻底解决的难题之一。现代的注释则偏重于把难懂的字词想法解释清楚，又必须讲清楚其中的典故，所以有些注释仍必须穷其源。而注得深浅程度也极难掌握，有些可注可不注的，如一翻普通辞典即可得到答案的，当然就不必注；而有牧则一般工具书都难寻答案的，却又不得不注。这尺度与标准的难掌握恰当，即使定明了读者对象，掌握尺度与标准仍非易易。这本《唐宋词选释》是定位在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的，所以注释的不必过详。我觉得这一尺度是掌握得比较好的。词又不同于散文，更多一些遐想与空灵，以及揭示感情深处又不容道破的所在，所以又一定不能注得太明白，而有些联想与寓言，如若不予指出，则多数读者又往往都会忽略过去。这就必须靠注释来予以点明。而诗无达诂，也就是不容按死了讲，执一而论，所以既要做必须的点明，又必须点到为止，不容逐字逐句像讲解散文似的那么讲。仅只上述，已可知作好唐宋间的注瞬多么不容易。而俞伯平先生此注，真可谓恰到好处。有不少纯白描法的词，他往往就一字不注；必须阐发一二的，往往就蜻蜒点水式地点到为止，留给读者大量遐想与体味空间。这比之他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来，因为不容多所串讲与写体会，所以更显简单。对某些初学者来说，似乎给的拐棍少了此，但一旦读上了手，便能体会到平伯先生行文之苦心。而有一条：必须认真细品，如若浮光掠影，则决不能体会深刻，更达不到从中得到营养与借鉴的效果；如能细心顺着平伯先生点拨的思维去紬绎，定能向词者进一步靠拢，达到会心不远，甚至直抉文心之收益。

《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在中华五千年浩瀚的文化长廊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本书从这些古典小说入手，分析了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结合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介绍人物，分析事理。《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后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1949年后任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早年曾创作小说，后以杂文名世，文革后又因旧体诗而大放异彩。其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亦有数年，精于考证，善于疏解，常于细微处发现艺术的魅力。《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初版于1981年，其中谈《三国》，评《水浒》，论《红楼》，说《聊斋》，所言皆妇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但其见解却常有不凡之处，其文字也灵活自如少有学究气，是研读中国古典小说难得的辅助读物。另外，本书中还收录了另外几篇有见地的研究文字。《为了尊重原作，除了个别标点及明显的排印错误外，本书的一些习惯用法及其措辞均依旧原文排印，其中个别不符合当下习惯者，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