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是小仲马的第一部扬名文坛的力作，小说所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人间的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宽容与尊重，体现了人性的爱，这种思想感情引起人们的共鸣，并且受到普遍的欢迎。小仲马在《茶花女》里，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抒写了作为一个人的妓女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绝望。书中写巴黎名妓玛格丽特被并不富裕的阿尔芒诚挚的爱情所征服，双双坠入情网，正当这对热恋中的情人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时，阿尔芒的父亲暗中迫使玛格丽特离开了阿尔芒。阿尔芒不明真相，认为玛格丽特有意抛弃他，便不择手段，寻找一切机会报复她。玛格丽特忍辱负重，在疾病和悲痛的双重折磨下，含恨而逝。她的临终日记才使阿尔芒明白她为爱作出了怎样的牺牲。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钦差大臣》是俄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它一反当时流行的小闹剧，使戏剧转向反映重大社会问题，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知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慌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科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科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而此时，传来真的钦差大臣来临的消息。

《堂吉诃德》的故事情节围绕着堂吉诃德和桑丘主仆展开，梗概如下：在西班牙一个叫拉·曼却的村庄里，有一位年近五旬名叫吉哈诺的绅士，闲来无事，醉心于骑士小说，读得入了迷，居然异想天开，自己也想当骑士，实行中世纪的骑士道：单枪匹马，锄强扶弱，伸张正义，扬名后世。他将自己易名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骑上家里一匹取名为罗马纳特的劣马，披上一副祖上传下来的破盔甲，提矛持盾，冒着７月的酷暑，清晨出门干起骑士的营生。他还按照骑士道的习惯选一村姑作为意中人，取名为杜尔西内娅·德尔·托波索。走了一天，来到一家客店，他将店主当做城堡里的骑士，请其封授自己为骑士。然后，他接着出行。看到一个农夫在拷打他的羊倌，堂吉诃德立即“拔刀相助”。农夫见他全身披挂、怪模怪样，不敢硬顶，假装同意他的要求，待他洋洋自得地离开后，羊倌遭到了更为凶残的鞭打。接下去他遇到了一批贩卖丝绸的商人，他想按骑士道的规矩，要他们承认自己的意中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结果，遭到骡夫的一顿痛打，遍体鳞伤，被邻居送回家中。堂吉诃德第二次出行时，带了一个叫桑丘·潘沙的同村人作为侍从。这个身材矮胖的农夫骑一匹驴子，和又高又瘦骑着劣马的堂吉诃德配成一对，再次出游行侠。于是出现了更新奇、惊险的场面：大战风车，落得个人仰马翻；大战羊群，被牧羊人打落了牙齿……堂吉诃德前后三次出行，历尽艰险，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却一事无成，郁郁而死。《堂吉诃德》的意义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堂吉诃德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寓意深长的典型。塞万提斯一再表明，他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该书出版后，骑士小说便不再流行了。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义审判了“审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旅代表们的假面具，剖析他们的肮脏灵魂。而更为深刻的审判则在聂赫留道夫的心灵中进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个罪人。在法庭上认出卡秋莎后，“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那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从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转折，他努力从“动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转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审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为本阶级的审判者。作者通过他的主人公周旋于统治阶级最上层，发现原来掌握生杀大权、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醒悟到“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聂赫留道夫奔走在贫苦人民最低层，看到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昼一样的明显，也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都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　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没有卡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作家写到卡秋莎时，流露出那么真挚的同情和爱。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丝毫奴颜婢膝。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被奸污后的卡秋莎还曾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道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牌、谈笑，而卡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卡秋莎·玛丝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其典型意义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宁语）。在形象体系中她与聂赫留道夫相辅相成，体现了作品的主题。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道夫的情欲是他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站一幕卡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聂赫留道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卡秋莎通过宽恕对方，恢复爱的途径。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作为贵族，托尔斯泰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看到的只是国家机器——暴力的加强、社会道德的沦落和农村的破产。为了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于农民。卢那察尔斯基指出，这不仅是托尔斯泰个人探索的结果，也是从赫尔岑到民粹派走过的道路，而“托尔斯泰在这方面更是特别富于典型性”，因为他客观上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这也决定了聂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义。　《复活》在我国自本世纪初至今已出版六种译本，三四十年代先后又有戏剧家田汉和夏衍改编的同名剧本的发表和上演，作品和它的主人公己成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极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形象。

本书所选就是这些悲剧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普及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李尔王》。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其中几乎家喻户晓的一部，其主人公已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最出名、最大方、最受读者宠爱的一对情侣，剧中超越时空的绝对诗意及其道白（如阳台上相互倾心一段）迄今仍然沁人心脾，令人过目成诵。一对天生的冤家一见钟情，在由于宿怨而敌视这桩爱情的环境氛围中，将一切世俗顾虑置之度外，听从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而秘密结合了。他们对于爱情的英勇和坚贞，仅凭不可知的“上天”的祝福，抵御着一再来自人世的打击和挫折，直至二人被迫分离，终于在墓地重逢于九泉之下。这段凄婉而又悲壮的故事，到了作者的椽笔之下，说来令人惊叹，竟被凝成不过几天的情节衍变（星期日相遇，星期一结合，星期二被迫分离，星期四双双殉情），从而以行云流水的旋律，为主人公使感官净化、使性灵升华的爱情事业唱出了一首浪漫主义的雅歌。南国春夜的馥郁气息，夜写歌曲脉脉含情的音色，玫瑰含苞欲放的鲜艳光泽，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诗意，在剧中到处呼之即出。然而，从初生爱情的大胆表白和羞怯回报，匆匆发展成不可遏止的献身冲动和义无反顾的秘密结合，继后又在狂喜与绝望的感情风暴的交替中，一直奔向两人即使在重重厄运中仍令天下有情人景慕多于悲悼的毁灭结局：这首浪漫主义雅歌之所以常唱常青，有取之不尽的新意，恰在于它所歌颂的那场生死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它的主人公们一起死亡，而是比他们活得更长久，在于那场爱情通过自我牺牲，促成两家世仇释嫌修好，从而取得对于任何使他们分离的恶势力的永远的胜利。

本书作者——维克多·雨果，在怀着对哥特式建筑艺术无比的热爱与痴迷、细致地遍索了巴黎圣母院或辉粕或阴暗的每一个角落时，他发现，在主座恢弘建筑的某一堵墙上，有一个用手刻下的希腊单词：“宿命”。那几个深深镌入墙体、业已发黑的字母，那代表着书写者为中世纪古人的哥特体形态，尤其是那单词本身所蕴涵着悲凉寓意，使作者震动和思索：那痛苦刻上那古老教学的额头，方肯离世？曾在墙上写下那个词的人，早已在几百年前就随风而逝了；那个希腊单词，连同它所封锁着命运，也已被层层灰泥覆盖。今天，我们能够盾到的，只是雨果留下的这部书，以及关于这座古老教学的微弱记忆。

本书是“名著名译”丛书的一种，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小说女主人公简.爱，自幼父母双亡，后被舅母送进劳渥德孤儿院，在那个名为慈善机构、实为人间地狱的恶劣环境里度过了个八个春秋并学业有成。为渴望自由，她登报求职，应聘正庄园主罗切斯特先生家当家庭教师。她虽然地位卑贱又没姿色，但有思想、有见地、人格高尚、聪明过人，罗切斯特为她倾倒。经历于种种艰难曲折之后，他们终于美满地结合在一起。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15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家长们和文学界也对这本书展开厂争论。有认为它能使青少年增加对生活的认识，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促使他们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成年人通过这本书也可增进对青少年的理解。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坏书，主人公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满口粗活，张口就“他妈的”，因此应该禁止。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本书以主人公霍尔顿自叙的语气讲述自己被学校开除后在纽约城游荡将近两昼夜的经历和心灵感受。它不仅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不安现状的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仿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也批判了成人社会的虚伪和做作。霍尔顿是个性洛复杂而又矛盾的青少年的典型。他有一颗纯洁善良、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他对那些热衷于谈女人和酒的人十分反感，对校长的虚伪势利非常厌恶，看到墙上的下流字眼便愤愤擦去，遇到修女为受难者募捐就慷慨解囊。他对妹妹菲芯真诚爱护，百般照顾。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他还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呼声。可是，愤世嫉俗思想引起的消极反抗，还有那敏感、好奇、焦躁、不安，想发泄、易冲动的青春期心理，又使得他不肯读书，不求上进，追求刺激，玩世不恭；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女玩。他觉得老师、父母要他读书上进，无非是要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认为成人社会里没有一个人可信，全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连他敬佩的唯一的一位老师，后来也发现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而且还用“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一套来教导他。他看不惯现实社会中的那种世态人情，他渴望的是朴实和真诚，但遇到的全是虚伪和欺骗，而他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好苦闷、彷徨、放纵，最后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二次大战后，美国在社会异化、政治高压和保守文化三股力量的高压下，形成了“沉寂的十年”，而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垮掉的一代”，本书主人公霍尔顿实际上也是个“垮掉分子”，是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只是他还没有放纵和混乱到他们那样的程度罢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还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全书通过第一人称，以一个青少年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和行为举止，也以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面目和欺骗行径。作者以细腻深刻的笔法剖析了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不仅抓住了他的理想与现实冲突这一心理加以分析，而且也紧紧抓住了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来表现主人公的善良纯真和荒诞放纵。小说中既用了“生活流”，也用了“意识流”，两者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不避琐碎，不讳隐私，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俚语，生动活泼，平易近人，达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更能激起共鸣和思索，激起联想和反响。

洛迦·拉斯克里涅柯夫这位才智出众的大学生，因家境贫穷而中途辍学。他的妹妹为支持他的学业而决定嫁给一位讨厌的官僚富商卢仁。拉斯克里涅柯夫不愿妹妹为他作出牺牲，而谋杀了一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并杀死了老太婆的妹妹。尽管他认为他是在为社会除害，但还是受到了内心痛苦的折磨。最后在一位靠出卖肉体养家的女人的感召下决定投案自首……

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也是诗歌的革新者、浪漫派戏剧的创建者，法国人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雨果一生著作甚多，遍及文学的各种体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文艺理论、政论等，整个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激情。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四百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真实，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小说中的反叛者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加西莫多是作为真正的美的化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人们在副主教富洛娄和贵族军人弗比思身上看到的则是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小说的发表，使雨果的名声更加远扬。１月６日是西文传统的愚人节。１４８２年的这一天，整个巴黎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旧城区涌去。聚集在通往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群众尤其多，这里正在进行“愚人之王”的选举，选举的规则是谁长得最丑陋、谁笑得最怪最难看谁就有望当选。当大家把幸运的愚人之王带出来时，惊奇和赞赏到了最高点。只见他长着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独眼，驼背，跛子，身体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部是方方的，两腿从前面看，好象是两把镰刀，刀柄同刀柄相连起来。在他的种种畸形里，却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严肃、勇敢的态度，他就是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人们给他穿戴上用硬纸板做的王冠和道袍，把他抬上绘有花纹的轿子向格雷弗时广场走去。在格雷弗广场上，靠街头卖艺为生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带着小羊加里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不少围观的群众，不时赢得人们的掌声和叫好声，爱斯梅拉达正在一张随便铺在她脚下的波斯地毯上跳舞，她轻捷、飘逸、快乐，所有围观的人都目不转睛，大张着嘴，被眼前灿烂的景象迷住了。在密集的人群中，有一个中年人虽不引人注目但与众不同。他一双贪婪的眼睛直盯着爱斯梅拉达，嘴里却在发出冷漠的几乎无人能听得见的咒语，那神情着实令人望而生畏。此人就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格德·富洛娄。富洛娄向来清心寡欲，回避一切世俗的享乐。但今晚看到翩翩起舞的爱斯梅拉达，却立即为她那无双的姿色所倾倒。他身上潜伏的淫欲像一头沉睡多年的野兽突然猛醒使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虽然他懂得若不加以收敛必将陷入极其可怕的深渊，但欲望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他分明看到眼前摆着两条路供他选择：或者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她：或者置她于死地，以求自己灵魂的安宁。此时，第一种选择占了上风。　在广场一角的荷兰塔内，女修士居第尔因自己的女儿在１５年前被吉卜赛人抢走，正用一种虔诚的、憎恶的声音呵斥爱斯梅拉达快走，爱斯梅拉达深为副主教和女修士的诅咒感到惊骇和不安。　当愚人之友会的会员抬着加西莫多来到广场时，一下子成了人们注目的新热点。众愚人挡住蜂拥过来的群众奋力保卫自己的愚人王，而当得意洋洋的加西莫多一眼见到富洛娄时却又温顺得像一头羔羊。原来在16年前，身为畸形儿的加西莫多被人遗弃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前，副主教出于怜悯之心收养了他，并为他取名加西莫多。加西莫多惭惭懂事，对富洛娄大人感恩戴德，惟命是从。傍晚时分，愚人节联欢高潮已过，人们渐渐散去。爱斯梅拉达带着她心爱的小山羊离开了节日广场，行至广场旁的小巷，授命于富洛娄的加西莫多准备劫持爱斯梅拉达，爱斯梅拉达奋力反抗，高声呼救。就在这时，国王的近卫弓箭队队长弗比思带领他的士兵途经附近，闻讯赶到，解救了爱斯梅拉达，擒获了加西莫多。爱斯梅拉达被弗比思英俊的容貌和解救她的恩德所打动，问过了这位年轻军官的尊姓大名后，便飞快地跑回了流浪人和乞丐们的聚集地——“奇迹王朝”。“奇迹王朝”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场，居住着下层人民，他们中有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白天是乞丐，晚上是小偷。这是一个奇幻的世界，是一个地狱的诗的境界。爱斯梅拉达在这里具有很大的魔力，她回来时，男女乞丐都温柔地排列着，他们凶狠的脸色因为见到她而开朗了。此时，该王朝的乞丐王克洛潘正在审判误入这里的穷诗人甘果瓦。按“王朝”的法律，甘果瓦将被绞死，除非有人愿意嫁给他。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甘果瓦性命难保。善良美丽的爱斯梅拉达出人意料地站了出来，宣布愿意与此人结为夫妻，这样甘果瓦免除一死。第二天，格雷弗广场上搭起了临时刑台。昨天还是愚人王的加西莫多今天却跪在转盘上任人鞭笞。富洛娄路经此地，目睹此景，他当然知道加西莫多因为什么才落到这种地步，但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他竟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加西莫多看见了人丛中的富洛娄，他心中一喜，但是这个当年收养他的义父却慌忙逃避了他的目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加西莫多口渴难忍，他愤怒的吼叫：“给我水喝！”围观者不但无人理睬，反倒是一片戏弄与咒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