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维克多雨果可以说是最璀璨的一颗明星。他是伟大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的《雨果的一生（1802—1885）覆盖了十九世纪的四分之三。他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室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成败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和消灭封建势力，直至建立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他自己的思想也逐步完成了从保王主义、自由主义到共和主义的过渡。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于一八三一年初版问世，此时正值雨果在一八三○年革命影响下，从保王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因而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赞颂。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无辜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专横残暴。作者明确指出，迫害爱斯梅拉达的，首先是教会的当权人物——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他因自己罪恶的欲念得不到满足，便疯狂地陷害这个无辜的少女；其次是宗教法庭，他们以偏见迷信为依据，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还有贵族公子弗比斯，从精神上摧残、打击了这颗纯洁的灵魂；最后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者——国王——则亲自下令“绞死女巫”，并残酷镇压了企图救助爱斯梅拉达的人民群众。

这是一部反映美国地下帮会组织黑手党内部争斗的美国通俗小说。书中的中心人物唐·维托·科利奥尼是纽约市黑手党的帮派头子。他那庞大的黑帮家族垄断了美国的橄榄油生意，独占赌博业，他的手还伸向美国社会各个方面；国会、警察、工会、法院等，神通广大，被人尊为教父。为了争夺黑社会的控制权，其他几个黑帮家族联合向他挑战，展开了一场诡计百出的明争暗斗。令教父身受重伤。长子毙命街头，老二老三被迫远避他乡。眼看要全军覆没，老谋深算的教父以退为进。表面忍耻求和，暗中栽培三儿子，积蓄力量，直到时机成熟才大举反击，反败为胜。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紧张，详尽地揭露了美国纽约黑手党触目惊心的内幕，着力探寻了黑手党的起源，存在的背景条件，犯罪的动机及社会原因。从而使人们看到：美国的黑社会是资本主义罪恶温床的必然产物，黑手党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毒瘤。从而在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病入膏肓。

《一生》和《漂亮朋友》作为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现实主义的力作，流传于世已有一百年之久，它们的作者，是享有“短篇小说之王”盛誉的莫泊桑。《一生》（1883）是莫泊桑对长篇小说的初次尝试，这部小说试图通过一个女子平凡而辛酸的身世来剖析和探索人生。主人公约娜属于那种心地单纯、温柔善良的女性典型，既无狂暴的激情，也没有过分的欲望，她的全部追求，不过是成为一个幸福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然而丈夫欺骗她，儿子抛弃她，她被儿子榨干了全部财产，不得不卖掉心爱的白杨山庄，和老使女一起节俭度日。约娜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已经心力交瘁，虚弱不堪，这时儿子的女人死了，他把刚出世的婴儿交给了老母亲，约娜满心喜悦，感到生活又有了生气。故事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剪裁的痕迹，却充分发挥了作者在“白描”技巧上的特长，使小说达到了“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加之作者善于运用富有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展示他最熟悉的诺曼底傍海村庄的迷人景色和人情风俗，更增添了小说的魅力。《漂亮朋友》基本上沿用《一生》的艺术手法，但比《一生》具有广阔得多的社会内容和深刻得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有直接针对性的、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个无耻之徒的飞黄腾达，揭露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政界人物的丑恶嘴脸，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法国的金融寡头政治和殖民主义战争政策。小说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细节，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法国当时的决策者不过是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议会、内阁、新闻机构只是他们的工具；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殖民主义战争的直接受惠者，仅仅是那些掌握股票、债券的金融大亨，报纸上所有那些“爱国”高调，无非是为大亨们的钱袋服务而已。正当法国社会上殖民主义思潮泛滥，“爱国”高调甚嚣尘上之际，莫泊桑居然敢于公开揭露报界宣传“爱国”的真象，这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而且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正如拉法格所指出的，莫泊桑是当时的作家中“敢于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①的唯一范例。

五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一位为编写新郡志而正在考察这一带居民谱系的牧师告诉约翰·德伯：他是该地古老的武士世家德伯氏的后裔。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这个贫穷的乡村小贩乐得手舞足蹈，他异想天开地要17岁的大女儿苔丝到附近一个有钱的德伯老太那里去认“本家”，幻想借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实际上，德伯老太与这古老的武士世家毫无渊源关系，她家是靠放高利贷起家的暴发户，从北方迁到这里，这个姓也是从博物馆里找来的。苔丝到她家后，德伯老大的儿子亚雷见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便装出一片好心，让苔丝在他家养鸡。三个月后，亚雷奸污了她。苔丝失身之后，对亚雷极其鄙视和厌恶，她带着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回到父母身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她的受辱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受到耻笑和指责。婴儿生下后不久就夭析，痛苦不堪的苔丝决心改换环境，到南部一家牛奶厂做工。在牛奶厂，她认识了26岁的安玑·克莱。他出身于富有的牧师家庭，却不肯秉乘父兄旨意，继承牧师的衣钵，甘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来这里学习养牛的本领，以求自立。在劳动中，苔丝和安巩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当安玑父母提议他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结婚时，他断然拒绝了。而苔丝的思想却十分矛盾，她既对安玑正直的为人、自立的意志和对她的关怀有好感，又自哀失身于人，不配做他的妻子。但强烈的爱终于战胜了对往事的悔恨，她和安玑结了婚。新婚之夜，苔丝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罪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安玑。但一当她讲完自己与亚雷的往事之后，貌似思想开通的安玑·克莱不仅没有原谅她，反而翻脸无情，只身远涉重洋到巴西去了，尽管他自己也曾和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放荡地生活过。被遗弃的苔丝心碎了。她孤独、悔恨、愤慨、绝望，但为了全家的生活，她只好忍受屈辱和苦难。同时，她还抱着一线希望，盼着丈夫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一天，在苔丝去安玑家打听消息回来的途中，发现毁掉她贞操的亚雷居然成了牧师，满口仁义道德地正在布道。亚雷还纠缠苔丝，无耻地企图与她同居。苔丝又气又怕，随即给丈夫写了一封长信，恳求克莱迅速归来保护自己。克莱在巴西贫病交加，也历尽磨难。他后悔当时遗弃苔丝的卤莽行为，决定返回英国与苔丝言归于好。但这时苔丝家又发生变故：父亲猝然去世，住屋被房主收回，全家栖身无所，生活无着。在这困难关头，亚雷乘虚而入，用金钱诱逼苔丝和他同居。克莱的归来，犹如一把利刃，把苔丝从麻木浑噩的状态中刺醒。在绝望中，她亲手杀死了亚雷，追上克莱，他们在荒漠的原野里度过了几天逃亡的欢乐生活。最后在一个静谧的黎明，苔丝被捕，接着被处绞刑；克莱遵照苔丝的遗愿，带着忏悔的心情和苔丝的妹妹开始了新的生活。

惊彩片段：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到十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大家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决不能坐失良机，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第二天，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根据法国阿赛特出版公司1978年法文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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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自十九世纪以来，《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被世人公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其中《哈姆雷特》是莎翁37个剧本中，最受剧场与学术界厚爱，《奥瑟罗》是莎翁悲剧中结构最严谨的剧本；《里亚王》被20世纪评论家认为是莎翁最伟大的悲剧；《麦克白斯》则是四大悲剧中节奏最为紧凑凝□的作品。这四部悲剧虽然不足以概括莎士比亚戏剧成就的全豹，但已可见它的精粹之一斑。这四部都是发生在上层社会（三部是在宫廷内部）的善与恶的冲突。其中善往往摆不脱固有的单纯、轻信、踌躇、退让等弱点，以致让恶化身为欺诈、阴谋、卑劣、残忍，而逐一得逞。这里所谓“善”无非是作者所信奉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恶”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现实，以人为本位，集中反映性格与性格的矛盾，这是社会发展必然造成的区别。今天，离开莎士比亚又是几百年，悲剧的个别因素越来越细致，其整体概念越来越广泛，后人将更有条件深入理解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功绩和超前意义。因此，我们阅读这几部悲剧杰作，有必要联系情节，细致研究人物性格及其冲突，从而认识艺术，认识人生；否则只满足于知道一点表面故事而不求甚解，那实在是“买椟还珠”式的憾事了。《哈姆莱特》创造了又一个几百年来令人叹为观止而又莫测高深的光辉典型。他从“时代脱臼了：真糟糕，天生我要把它扳正过来”的豪言壮语到“是活下去还是不活？”的绝望叹息的全部心理背景，历来就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研讨课题。哈姆莱特，一个纯洁、高尚、有道德、有知识，但只能以思想代替行为，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那项他承担不起、又不能推卸、使渺茫的希望都没有的复仇重任。在哈姆莱特身上，人的脆弱性和环境的残暴性如此相反而又相成，以致这个独特性格不仅在内涵方面密致而厚重，在外延方面也显得博大而深广。但是，我们把本剧读上十几遍，每遍都会觉得若有所获，仍然未必认识了哈姆莱特；也许我们和他共有一个根，他仍是个乘幂不明的未知数。正由于主人公的性格如此扑朔迷离，几乎超越了悲剧的美学范畴的界线，观众的同情往往不得不倾斜于处于配角地位的悲惨的奥菲利娅。她是柔弱的、沉静的、腼腆的北国姑娘。她爱人，同时渴望被爱，却往往觉得自己爱人胜过被爱；她说得很少，所说一切与其是为了表白，毋宁是在掩饰；她不幸而无助，不是由于任何可以视作原因的品质上的弱点，完全只是由于自己也不理解的天真无邪；她像一个游荡的儿童，不觉走出了自己，离...[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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