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康拉特·赛茨讲述了中华千年古老的的历史和她"完美的文明"；讲述了十九世纪儒家帝制的崩溃以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失望；也讲述了1949年诞生的新中国，以及之后中国全力发展经济，奠定了未来强国基础的历程。20年后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是否还会陷入古老帝国的传统之中？她是世界的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有一个事实正在被关注：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崛起。康拉特·赛茨，1934年出生，先在德国学习古典语言学、历史、哲学，后在美国福勒策学院学习国际经济和政治。他曾任外交部长根舍的政治秘书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12余年，随之先后出任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康拉德·赛茨1990年发表《日本：美国的挑战》一书，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他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常出现在“中国-东亚问题”研讨会等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场合中。

　　康拉德·赛茨（Konrad　SeitZ），1934年出生，先在德国学习古典语言学、历史、哲学，后在美国福勒策学院学习国际经济和政治。他曾任外交部长根舍的政治秘书及外交部政冤规划司司长12年，随之先后出任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一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康拉德．赛茨1990年出版《日本——美国的挑战》一书，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其作品一直畅销不衰。他是当前德国及欧洲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常出现在“中国——东亚问题”研讨会等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场合中。

第一部 完美的文明：18世纪末之前的中国
第一章 扬帆驶出刘家港
第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进步的文明
第三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第四章 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国家
第五章 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
第六章 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
第二部 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七章 帝王朝代周期轮回的末日（1793?1838）
第八章 内乱外患（1839－1899）
第九章 儒家帝制的终结（1900－1911）
第十章 不存在的共和政体（1912－1937）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1937－1949）
第十二章 伟大文化的慢性衰落（1861－1949）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1976）
第十三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1949－1952）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1953－1957）
第十五章 “大跃进”（1958－1960）
第十六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
第十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第十八章 大结局（1970－1976）
第十九章 毛的遗产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二十章 杰出的领导人
第二十一章 解放农民（1979－1983）
第二十二章 城市改革（1984－1988）
第二十三章 对外开入
第二十四章 上海的再生
第二十五章 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1992年1月－1997年2月）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十七章 邓的经济遗产：在一条把中国引向强大的路上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二十八章 第三代领导登上舞台
第二十九章 邓的增长模式的结束
第三十章 通货紧缩和亚洲危机（1997－1999）
第三十一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
第三十二章 第二阶段改革的突破（1997年9月）
第三十三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第三十四章 成功与失误（1998年3月－2002年9月）
第三十五章 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进步党
第三十六章 大中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海外华人
第三十七章 中国能成功吗？
第三十八章 2015年的中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体
第三十九章 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中国恐惧”
第四十章 21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注释
译后记
书摘与插图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49～1976）
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 （1953～1957）
农业集体化（1955～1956）：党内冲突爆发
两个阵营之间爆发冲突的焦点是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决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个谨慎的、长期的发展战略，用15年的时间分阶段实现集体化。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应该自然衔接，其办法是让农民们认识到，集体化可以使他们更加有效地耕作土地，提高收入。
这是党的行之有效的路线，然而毛在1955年中旬要求加快集体化的速度。他在党内的大多数同事对此犹豫不决。他们亲眼目睹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强制实施集体化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时1000万富农被杀害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农业生产全面崩溃，导致饥荒，工业建设也止步不前。毛以党内从未有过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论。1955年7月31日，他越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直接对省、市和县级党委书记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这个讲话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它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毛的乐观主义式的期待，省级领导和地区干部的政治热情与贫苦农民的理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高兴地说是一个“快速的浪潮”，波及到了全国。1956年中旬，即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集体化基本上完成。几亿农民集中在48.5个农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有所不同的是很少发生公开的暴力行为，没有严重地影响生产。
集体化运动的成就鼓舞着毛在城市里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通过五反运动已经士气低落，很快就被说服，将他们的企业廉价卖给国家。有些人舞狮和舞龙，以示欢庆。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城市集体企业中，这样到1956年底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仅有两种形式：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和城市的国家所有制或小规模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把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国于1956年底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苏联处于同一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过渡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毛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并且战胜了党内思想保守者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决心利用这次胜利，迫使共产党开始一条新的航线，从经济和政治上与苏联模式彻底决裂。然而就在1956年这位伟大的主席遭受了打击。
第四部 现代中国的诞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78～1997）
第二十四章 上海的再生
从“东方巴黎”变成单调的工业城市
上海从20世纪前几十年到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一直是亚洲最灿烂的大都市，有“东方巴黎”之美称。在英国人居多的国际性移民区和法国租界地里生活着近10万外国人，有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和原西班牙犹太人。沿着这些地方有许多古典式的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装饰派风格大楼，供外国银行和商场使用。
从形式上看，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由外国领事们管理，但事实上是由那些银行和商场的大老板们以及那些在华的外国大班们控制的。这里是富豪财阀们的天堂。混杂在这里的也有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富人，他们最初做外国人的代理，后来发展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中有一个人名叫宋嘉澍（查理宋）的人，后来移居波士顿，成了卫理公会教徒，他就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岳父。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创造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文化和亚文化，使东方与西方文化在这里同放光彩。新闻记者、作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在这里可以不受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审查。上海是1917年由胡适发起的文艺革命的中心，中国的近代作家以西方为榜样在这里用大众的语言，在他们的小说、剧本和短文中反映社会问题。上海同时也是娱乐业兴旺的城市，有酒吧和夜总会，有赌场和鸦片馆，还有668家妓院。红灯区由黑社会控制，领头的是“青帮”，它的老板叫杜月笙。他同时又是上海商界的显赫人物。孙中山，特别是蒋介石与他有密切的联系。他为他们敲诈中国的富豪，如果必要的话也绑架这些人，目的是强迫他们向国民党交纳“费用”。在关于上海的《名人录》一书中，他被列为“法国租借地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这就是真实的杜月笙！
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诅咒上海是罪恶的温床，有一句流传的话是，“如果上帝容忍上海的话，那它就要为罪恶道歉。”共产党人谴责上海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恶习的代名词。是共产党，而不是上帝结束了这个国际化都市的历史。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上海，接过了政权。上海完全都变样了，时髦的和外国的东西没有了。上海大多数的企业家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就逃到香港，他们在那里又建了一个新上海。
这个“帝国主义的妓女”在毛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单调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极左主义的中心。上海在战前已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但基本上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现在共产党人在这里要建设重工业，60年代初，536家归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有480家建在这个城市里。企业必须把全部赢利上缴北京。上海从中央得到的财政经费远远地少于上缴的资金。上海衰退了。出生于上海的历史学家贝蒂•裴梯•魏1980年首次返回了她1945年离开的这个城市，她讲述自己的印象：“上海35年来除了没有对城市清扫外，什么都没有变。74”
第五部 平稳过渡走向未来：江泽民时代（1997～2002）
第三十一章 国家工业危机的爆发（1995～1999）
干，你该死！不干，你就更该死！
一场真正的国企改革！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场真正的改革首先意味着，国家银行今后只按照严格的市场经济效益原则行事，从而只把贷款发放给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由此将有数万家国营企业破产。此外，即使是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也必须裁减多余的员工。所谓的真正改革也就是：国家工业领域内的就业位置要大规模的减少。一场真正的改革也将使国家机构中的数百万人失业。如果国营企业变成按市场竞争运作的自主体，那么设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及其在省、市的分支干什么？如果市场决定投资，那么还要位于北京的计划委员会以及省、市的计委干什么？
1995年，1.91亿城市就业人员中，有1.13亿属于国有制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占五分之三；可以说，其中至少有半数是无所事事的多余人员。此外，在城市里还有三千一百万集体企业的员职工，这些企业的境况总体上都不景气。这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作位置靠国家和实际上的国有集体企业。在有些城市，尤其是在当年的满洲里，也就是国家重工业基地，这个比例甚至更高。以1995年的数字为出发点的话，恐怕在这场真正的改革中，国家所有制中得有半数的人失业。城里人面临着大量失业的威胁，而且围绕失业者的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健全。
邓的改革原本想着人人受益。它现在因此必须克服党内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抗，因为改革并非完全是搞平均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不定要在哪个地方触及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公有制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城里，形成的原因在政府的管理，而且这种倾向仍然在继续。尽管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要比私有制企业慢，但它们在1978到1997年间，还是增加了四千万个新工作岗位。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保险的工作位置，而且工资和社会福利持续稳定增长。在农村，解散农业集体使干部的权力首先被削弱了，而工资收入也减少了。但是农业领域的工业化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以比拟的机会，为权力、收入的增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新出现的市场也给数百万人提供了某种全新生活的机遇。农民，这些在毛时代终日埋头在田间的土包子，重新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邓的改革允许富有勇气的企业精神，允许“下海致富”。邓的改革只是创造了赢利者，尽管只是少数人的赢利远比多数人多。
农村改革是以没有泪水而终结的，可现在要开始的这场改革却要造成数百万甚至更多的牺牲者，使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存危机。强烈的对抗再所难免。譬如，一开始就让22万员工下岗，尽管这仅仅是多余员工中的一小部分，谁敢说，这22万人不会到北京去游行吗？谁能安抚住这些群众呢？别忘了，还有那些被取消了职能和裁减位置的官员的对抗力。一场国家工业的真正改革是一场对政治稳定带有相当高风险的改革。
第四十三章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合作伙伴还是霸权者？
2001年4月1日，中国的截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创伤了美国的侦察机。美国的飞机在海南迫降，中国的飞机坠入大海。该事件就像无声的闪电一样表明了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如果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从冷战开始的全球政治是由美国和苏联决定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和中国争夺霸权地位的世纪。
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远洋船运线路之一拥有主权；1974年，因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同越南动了武。中国还要求她的亚洲邻国不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79年1月，越南推翻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邓下令同越南作战。邓事后解释为“稍示教育战”。
中国“富强”后会怎样呢？是否还会回到中央帝国几千年的传统上，要求亚洲各国承认万能的皇帝所拥有的最高统治地位？还是建设一个与东亚邻国平等相处的新中国呢？这个对东亚未来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新加坡国家强人李光耀在1996年北京关于二十一世纪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出来了。
美国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东亚地区的威胁。而中国却要求该地区平安无事。她批评美国的军事霸权，称其所扮演的维护地区秩序角色，是“过时了的做法”。美国国会两党中间形成了一个反华联盟，战略家们想阻止中国发展，人权主义者们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工会组织者们要求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反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涌入。报刊与书籍不住地描述将与中国发生的冲突。
在中国，大学生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虽然竖起了模仿美国自由女神的雕像，但反美的情绪已经产生。尽管他们个人梦想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与此相连的是，许多人表现出了对美国的仇视，因为他们阻拦中国的再次崛起。
克林顿和江泽民对这种潜在的敌对立场涂脂抹粉，号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总统在他任职时撕开了这层面纱，公开宣称中国是“亚洲的战略竞争者和对手”。历史上，一个新强国的出现往往会伴随着战争。会有一场新的冷战或者甚至是热战发生吗？或许其导火索就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