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的内容有：自爱而不自怜、祝福中国、人生何处不相逢、隔离与沟通、真聪明的孩子、没有找呀、教书不是塔等。

三毛著作权代理人委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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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确是人间一种奇妙情愫，好像婴儿需要吸奶那样。泰戈尔表示：“如果我占有了天空和满天的繁星，如果我占有了世界和它无量的财富，我仍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只要我有了所爱的人，即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块立锥之地，我也会心满意足。”再听另一位东方诗人纪伯伦的吟咏：“爱虽栽培你，它也刈剪你。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就满足了。”

《名作重读》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上海《语文学习》“名作重读”专栏上，因此以《“名作重读”与“我”》一文作为“代序”。此外，又补充了一部分作者在集中精力研究周氏兄弟与曹禺之余，陆续写的一些现代作家作品的鉴赏文章，其中涉及老舍、深从文、冰心、朱自清、张天翼、孙犁、丁西林诸名家，虽是普及性的介绍，但写作时仍是十分用心，力图说出自己的见解，别出新意，也就仍然有学术探讨的意味在内；普及与提高，通俗性与学术性，并无绝对对立意义上的严格界限。

吴兴钱先生仲联师以高文硕学教授各大学者六十年。近年都讲吴门，指导“明清诗文”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尝选情文八十余篇，用以讲授，名之日《清文举要》。窃尝怪世之言文者，先秦、两汉之外，骈俪必曰六朝；古文必日唐宋，而罕道及清文。近年来有言“桐城派”者，彼亦惟就方、姚论文之语言之耳，非真研究其文也；定庵文颇为世重，然通读其文集者亦鲜矣。彼其转相稗贩，口耳是资者，又马足言情文研究哉？盖清文研究之难，有三端焉：材料之多，采之难尽；流派之众，论之难公；而非兼通汉末之学、并工骄散之文者，又未足以探其微、识其全而择之精也。钱先生博闻广识，精于文律，且合汉、宋之法，以研究诗文，所著《人境庐诗集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清诗纪事》等书数十种，采辑广博，考订详核，议论精当，补前人所未逮，或为其所不敢为，久已流传海内外矣。其间又就数千种之清人别集，益以“以立意为宗”之专书，爬罗抉剔，采铜于山，得此八十余篇之文，将以见一代文章之盛。不拘唐宋，不薄六朝，惟取学有本原，见有独至，文非苟作，言必雅驯；可以知人论世，亦可以考镜学术，既以集清文之育英，亦以示学问之门径。非特可以为大学生、研究生研究清文之导；一切从事文史之研究与教学者，皆可于此获得启发。安徽教育出版社诸公见而爱之，急付欹劂。先生方在病中，未暇亲为前言，因命孟复序之。孟复岂足以序先生之书哉？惟念从先生受业五十余年，稍窥先生所以设教之意，用述所闻，以告读者。请先言清文之盛之由，以为论世知人之助。夫清文之盛者，由清学之盛也，清学之盛，由“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也。元明诸儒“寄身于诙洛之虎落储得之下”，思想既受佳桔，是以文多陈言。亭林厅为“空疏之学”，黎洲比之“黄茅白苇”民清初诸儒既惩前弊，遂启新风。顾、黄之所倡导，王、唐之所探求，颜、李之所践履，钱田间、全谢山之所表章，秉民族之节操，讲民生之利病，以实事求是之。心，为经世致用之学，在思想有启蒙之功，其文章遂开一代之盛。焦理堂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清初诸老之文，本于学而能宣其学者也，岂徒度越元明，亦且远过唐、宋之初矣。

如下精彩片段：香港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年了，我遥向南天，献上最良好的祝愿。和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旧社会的泥泞中打过滚，年轻时大概很少不普受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影响，它们苦心经营的进步书刊，不但是可贵的精神食粮，也是把青年和革命联系起来的一根纽带，时雨春风，滋润着一代人的心田。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的。三联书店在香港成立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政治避难，关参与筹备香港《文汇报》的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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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站在文学发展前列，并且一直保持这种态势，是《收获》之所以被公众誉为“文学阵营中成功守望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收获》感应时代脉搏，率先发表一批直面现实的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铺花的歧路》、《人到中年》……一篇篇震聋发聩的作品，为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文学探索热潮中，《收获》更是以引领时代的姿态，推出了一系列探索作品。由此，马原、余华、苏童、莫言、格非……一批今日文坛中坚力量的作家浮出水面。活跃于当今文坛的青年作家张者、李洱、东西、红柯等也都是在《收获》的关注下被推向社会的。散落在各期《收获》杂志上的一些散文专栏，更是以其强烈的人文色彩，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从初期的《作家书简》、《朝花夕拾》，到近年的《人生采访》、《河汉遥寄》、《好说歹说》等，每一专栏都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李辉的《沧桑看云》，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化大散文的时代。其间蕴涵的历史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辨色彩，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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