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编选了自周代至明代历代文章凡二百二十二篇，分为十二卷。数量比较适中，篇幅也以短篇为主，所选文章不拘一格，既有历代很多名著、名家，也有“无名之辈”，文章均为古文的精华，千百年来脍炙人口，长盛不衰！适合青年学子学习阅读。 这部《古文观止》，是在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名家精译古文观止》的基础上删改修订的。 选入二百二十二篇。宋代十三家，王禹傅两篇，李格非一篇，范仲淹两篇，司马光一篇，钱公辅一篇，李觏一篇，欧阳修十三篇，苏洵四篇，苏轼十七篇，苏辙三篇，曾巩两篇，王安石四篇。重点突出了欧阳修、苏轼，其次为苏洵、苏辙、王安石，这大体是符合各家成就高低的。按年代为经，作家为纬，从古到今按时间顺序排列，不仅令人读来能感到散文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查找。此外，编选者还对这些散文作了评注。

《三袁集》分别以孟祥荣校注《袁宗道集笺校》、钱伯城校注《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共选诗文193篇。其中袁宗道诗31篇，文12篇；袁宏道诗80篇，文15篇；袁中道诗41篇，文14篇。需要指出的是袁宏道《山居斗鸡记》，钱伯城笺校本未收，此次据《袁中郎十集》补出。其他字句异同均按上述笺校本为准。 本选本三袁诗文分配数量，一是按照其作品数量多少和诗歌反映公安派特色的情况。再是根据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其三注重收入反映这些诗人生平以及其诗歌主张、诗歌风格变化的作品。袁宗道是公安派的开风气人物，作品数量少，且高质量的作品不多，因此相对收录的少些。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中坚，诗文风格变化也很明显，此次编选也以袁宏道作品为主要骨干。袁中道与其兄长互相应和，诗文作品也有矫正前期公安派溜滑的趋向，选录就稍多一些。

黄庭坚在青年时代，诗文就受到苏轼的高度称赞，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的诗多为描述个人经历、亲友间的友谊，表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抱负与感喟。他的词多是饮酒、赏花、歌咏自然风景和男女之情，随意抒写，比诗明白流畅得多。豪放旷达恣肆之处，有时得苏轼之神韵。他的文章十分注意学习前人文章的法度，或写景状物，寓深刻的哲理于其中；或谈论文学艺术，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或讲述与友人的情谊，感情诚挚；或应人之请写记作铭，通过对人物、事物的记述说明一种道理，绝非泛泛的应酬之作。本书收录了黄庭坚的经典作品。本书解评的黄庭坚作品，主要以四川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黄庭坚全集》为据，分别参照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庭坚诗集注》以及由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等书。

本书选择了王安石的诗歌83首、词5首、散文35篇，均选自《临川集》（四部丛刊本）。个别字句参考他本校改，注文中未一一说明。选注之时着重选取那些与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思想、言论及主张有关的诗文，同时兼顾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诗文编序大致以时间为经，以内容为纬，综合排次。题解中的诗文创作年代主要参考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为方便读者使用本书，末附“王安石年谱简编”、“王安石研究主要文献”及“《王安石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王安石学养深厚，诗文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广阔的领域。

傅山（1606—1684），字青主，初名鼎臣，一字仁仲，别号甚多，有公之它、石道人、丹崖子、青羊庵主、侨黄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等，受道法于龙池还阳真人时又更名真山。山西阳曲西村（今山西太原北郊）人。傅山生活的年代，是明清两大王朝政权更迭、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明朝末年，朝廷内部明争暗斗，结党营私，政治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统治阶级与农民百姓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甲申之变，泱泱大国沦于异族的铁蹄之下，江山易主，满目疮痍。此时，已近不惑之年的傅山思想已日渐成熟，一方面，他痛感明季政治的腐败，面对内忧外患却束手无策、以迂腐的理学愚弄黔首；另一方面他深恶痛绝清朝的异族统治，坚决抵抗，坚持民族气节，表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操。这种思想贯穿其一生，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文创作。

张岱（1597-1689），初字宗子，后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张岱散文广汲市民文化和通俗文艺的丰富养料，既雅且俗，亦庄亦谐，洋溢着十七世纪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本书为绝世散文家张岱的佳作选集，其内容包括《西湖十景》《蝶恋花（山水精神莺燕喜）》《葑门荷宕》《小青佛舍》《伍公祠》等。　古往今来，有多少精美的散文像珍珠般在熠熠生辉！丛书精选上起先秦，下迄清代各大名家之经典作品，将其串成珠链供您欣赏。所选篇章侧重于抒情、叙事，题材大至社会、人生，小至离情、花草；风格既有雄浑、酣畅，亦有委婉、含蓄。本书为绝世散文家张岱的佳作选集。张岱散文广汲市民文化和通俗文艺的丰富养料，既雅且俗，亦庄亦谐，洋溢着十七世纪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该书的编写缘由，笔者想说点儿文学史知识。骈文的“骈”是“成双成对”的意思，此指语言中的俪词，假如一篇文章全部由（或基本上由）这种俪词组成，它就是骈文了。可见，骈文不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是从语言的或整或散与或双或单的角度观照文章特点的一个词语。由于古代骈文是在东汉时成型的，而赋体文学作品的语言又多俪词，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抒情小赋中俪词更多，所以就叫了这么一个书名。实际上，骈赋是包含在骈文中的一种文体。古代骈文虽在东汉时才成立，但在其前的先秦经籍、诸子著述和楚辞汉赋中已经有不少俪句了，这正显示了骈文的发展。两汉是辞赋体文章的黄金时代，为了凸显骈文与辞赋的这种联系，同时也为了编写文章的方便，本书就叫做《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了。以上讲了该书所以命名的原因，以下说说骈文的发展历程吧！按照姜书阁先生的说法，骈文“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自隋以至初唐，沿袭未改，其势渐衰”（《骈文史论》第15页）。他这里说的大都好懂，只是“变化于”之后的文字，需要作些解释。南齐，是南朝的萧齐；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其时，沈约、王融、谢眺等人为使诗赋的语言更优美，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即汉字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是“平头、上尾”等诗文声律上的毛病。由于骈文不仅讲求对偶，还讲究用典和声韵，因而沈约等人的功绩被姜先生注意并论述到了。骈文在魏晋南北朝有了很大的发展，直到中唐时期，韩愈倡导古文，还有人讲“文起八代之衰”，认为韩愈文章是“衰落”之后的“复兴”。但就在此时的陆贽，把奏议文的骈俪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所谓的“公牍骈文”，这就算是骈文的第一次变革吧。它的第二次变革始自晚唐的李商隐，他融合了徐陵、庾信骈文和陆贽骈文的长处，适应社会动乱、世情险恶、言词必须隐晦的时代要求，形成如他的骈文集《四六甲乙集》这样新的骈体应世之文，从晚唐历五代直到北宋初期的“西昆派”都是这种文章的天下。宋兴七八十年以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以古文学家写古文的手法写出了清空质直、不用典故、摒绝华彩的白描骈文，称为“宋四六”。这可以看作是骈文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变革吧。到了元代，骈文大大衰落。明清的“八股文”源于“四六”，是骈文的别支，也是骈文的末流。

中国古代文学大致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说唱五大类别，其中散文的历史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应用性也最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可以不使用诗歌、小说、戏剧和说唱，却不能不使用散文。散文是形成文字的口语，一旦没有散文，人际交流就很难进行，社会生活就会停滞不前，可见散文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这些散文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质朴自然，真切生动，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某些篇章。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虽然对提高散文的修辞和文采有一定作用，但总体上说，它是对先秦两汉散文的破坏与反动。这种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的文体，仅在上层社会流行，与普通人全不相干，从而严重阻碍了政令的通行和人际的交流。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不断对骈文发起抨击，要求改革文体的呼声不绝于耳。唐代中期，为了复兴儒家学说的政治和文化需要，韩愈、柳宗元不惧嘲讽排挤，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旗帜鲜明，论辩有力。在创作上，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体裁众多、风格多样的古文范本，业绩雄厚，令人信服。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要求继承与发扬先秦两汉作家用当时口语作文的精神，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体。韩愈、柳宗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向占据统治地位的骈文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培养并影响了当代和后代的一批散文家，把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晚唐至北宋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骈文依旧流行，散文与骈文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出现，才对持续了百馀年之久的文体斗争作了最后的总结。欧阳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要求关心人问“百事”，从“百事”中去体会道，而不是抽象的儒家教条。这种主张有利于推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的“庆历新政”，因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欧阳修宽厚仁爱的道德品质，平易畅达的文章风格，又受到广大文人的推崇与拥戴，成为天下公认的一代文宗。尤其是他利用主持科举的权力，斥退了一批迷恋骈文的士人，提拔了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创作出十分丰富的典范作品，最后完成了韩愈、柳宗元首倡的古文运动，其巨大影响直至明清而不衰。经过历史的长期淘洗，人们普遍认为在众多古代散文家中以“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最为突出，于是有了明代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流行于世。

李贽（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厚”）讳，取名贽。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常与上司发生争执。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击和迫害。1599年《藏书》问世，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李贽76岁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不堪忍受，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但仍继续流传于世。本书择其诗、文、小说之精者加以解评。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祖籍浙江慈溪，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袁枚自幼聪明过人，十二岁时就考中秀才，二十一岁前往广西探望叔父袁鸿，为广西巡抚金鉷所赏识，推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是当时应试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落榜后两年，应顺天乡试，一举得中。并在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外放，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9）辞官在小仓山下购筑随园，隐居其中，此后除乾隆十七年短暂出仕以外，一直优游其中近五十年，作诗、游历、授徒，自号随园老人。以乾隆十三年（1749）隐居于随园为界，袁枚的人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读书应考，积极进入仕途，并在几任知县任内勤勉为政，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但由于生性散漫，时常遭人非议，沉于下僚，得不到升迁，加重了他对官场的厌恶．从而选择退隐。退隐之后，袁枚行为更加恣意任性，不为世俗偏见所束缚，他以“无子为名，一再买春”，毫不掩饰自己的好色，并为自己辩解。又广交文人才子，和当时很多的名士都诗酒唱和，相交甚欢。袁枚喜欢四处游历，他六十七岁开始壮游天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留下了袁枚的足迹和诗篇。袁枚虽然早期隐退时并不甘心，认为“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自嘲》），但是也时刻在诗中表达自己对于归隐以来优裕生活的得意与自足。袁枚是清代诗坛著名的诗人，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一生不废吟咏，诗歌的创作贯穿了他生命的整个过程。现存诗歌七千首，不仅数量多，而且其诗集中不乏许多名篇流传后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也显示出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和地位。在诗歌理论方面，袁枚也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乾嘉诗坛的初期是以沈德潜的“格调说”为主流派别，他认为前代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内容上空疏和缥缈，主张以唐诗的格调表现封建社会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倡导宏声大音，总体诗风显得温柔敦厚。同时还有翁方纲的“肌理说”，强调经术和学问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有着明显的复古色彩。袁枚不满这种诗风，公开标举“性灵说”，与沈德潜等人论战，最终“性灵说”主导诗坛，取代了“格调说”的地位。“性灵”的主张本是明代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文学思想，袁枚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主张作诗要本乎自己的真性情，抒发真实情感。创作时要独出新意，作品既要新鲜，同时又要自然有趣。反对模仿前人的作品，反对一味在诗中堆砌典故。袁枚的这些诗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出现了“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随园诗话》补遗卷八）的局面。在散文以及笔记小说创作方面，袁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小仓山房文集》、《子不语》、《续子不语》、《随园食单》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