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继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发展并完善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影响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创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陶庵夢憶》《湖夢尋》是晚明散文家張岱的著名作品。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蝶庵，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卒於清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過着精舍駿馬、鮮衣美食、鬥雞臂鷹、彈琴咏詩的貴公子生活。明亡以後，避居山中，從事著述。布衣蔬食，常至不繼。張岱的著作很多，現存的只有《瑯嬛文集》《石匱書後集》及《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數種。《陶庵夢憶》寫的是昔日生活中一些瑣事的回憶《西湖夢尋》寫的是西湖的掌故。但是，這兩部筆記，特别是《陶庵夢憶》對當時的茶樓酒肆、歌館舞榭，說書演戲、放燈迎神，養鳥鬥雞、打獵閱武，山水風景、文物古迹、工藝書畫等社會生活和風俗人情都有所反映。而且這兩部筆記，不論是記事、抒情、寫景，還是寫碑銘、傳贊，都寫得短小活潑，流麗清新，極富詩意。像《陶庵夢憶》中的《柳敬亭說書》火西湖七月半》等篇什早已膾炙人口。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最爱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恩施樊增祥书。

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有关郑观应的档案资料，由澳门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合作编纂的《郑观庆档案名人手札》成世了。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具有重要地位。同时郑观应又是一位成功的买办商人，更是晚清洋务企业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在近代商业史、企业史中个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郑观应一生中与亲友往返形成的函札、公文、电稿、便条等各类档案，是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思伯子堂诗文集》以张际亮生前编年删定且定名之《思伯子堂稿》为底本，校以《张享甫全集》本、《松寥山人诗初集》本、《翠眉亭稿》本、《娄光堂稿》本、《南来诗录》本等近十种版本，书末附相关传记，序跋、年谱简编及其诗文评隲资料。纵排繁体字。丛书是一种汇集各种同类性质或不同类性质以及多种性质的重要著作而辑印聚集在一编的大部头书，正式启用[丛书]这一名词，声盛行于明清两代，在此以前，虽然有丛书性质而并不为丛书的，如宋人所辑的《百川学海》等，还不算在内，丛书从正式启用此名导发展，越来越多，有以时代为范围的，如《韩魏丛书》《唐宋丛书》等。《思伯子堂诗文集》为近代诗坛著名作家张际亮之诗文别集标点稿。张际亮性伉直，负狂名，功名无望后遍游名山大川，所为诗天才奇逸，感时记事，沉郁雄宕。为姚莹生社交，磊落有奇气。此书为其下世后160余年来第一个经今人标校整理的可靠周全版本，书末附有相关的传记、序跋、年谱及其诗文评论资料。

《唐宋文学导读》将唐宋时期的文学分成十章作介绍，既采用传统的初、盛、中、晚“四唐”划分方法，又针对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将宋代文学部分分为四个单元，同时兼顾五代十国时期、辽金时期的文学，力求以较小的篇幅，给读者一个唐宋时期文学的总体概貌。在编排方式上采取每章先作特征概述，随即精选代表作家作品的方式，不因理论建构而有伤史实，不脱离作品而空发议论，以揭示特色为主而史脉隐伏，以名篇佳作为纲而兼备诸体。

《唐宋八大家散文赏析：图文本 （全四册）》内容包括：韩愈简介、柳宗元简介、欧阳修简介、苏洵/曾巩简介、王安石简介、苏轼简介、苏辙简介等。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自汉代起，就有以《诗》、《书》、《礼》、《易》、《春秋》诸经为“大经”，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小经”的提法。 在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做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到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祖述这种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宋代大学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合称为《四书》，并对其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从此以后，《四书》之名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中的格言警句，如今，它们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它对我国人民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极为深刻的。 《尚书》最初称《书》，西汉初年，才在“书”字前加一“尚”字，认为是上古的书。后来《诗》、《书》、《礼》、《乐》正式成为儒家经典的时候，才把《书》叫《书经》。它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中国上古时期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 《尚书》保存了上古大量的政治、哲学、天文、地理、刑法等方面的资料，因而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对它的学习和研究。在以读经为基本内容的科举考试时代，《尚书》一直是古代文人必读的教科书。但是，自从1912年国民政府废止读经以后，《尚书》便和其他的经书一样，遭到冷落，在寂寞中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当人类步入21世纪，尽享现代文明的时候，蓦然回首，国人才发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经典，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行内人士在研究。当信息高速公路连通我们“地球村”里的人们时，国人才发现，我们民族的魅力还是那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是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废止读经以后的中国人已经对这些经典很陌生了。因为我们知道，仅靠中学语文课堂上学来的那几个断章取义的“之”、“乎”、“者”、“也”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眼看老祖宗的文化快要断代了。幸好，海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独具慧眼，已使那久违了的读经之声重新在中小学的校园里回响起来，读经讲学也已被现代都市里的人们所看好。要读经，要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尚书》毫无疑问是必读之书。

《澹园文稿》讲述了：历史上，贵州硕儒不乏其人，所著诗文者尤多，而刊行印发者，由于诸种原因，为数极鲜。不是贵州文界乏人，实为世人所共识而未可解决者。其主要原因，往以财力困窘之所致，考评难矣。当代文化备极发达，特别是贵州随国家改革，经济之开放，有以致之。然文化之繁衍，当随生产之发展，经济之活跃，才能有以使然。

一、《博议》原本为篇百六十有八，今世通行本仅载八十六篇，读者每以未窥全豹为憾。且删节字句，改题篇目，殊失庐山真面。今悉照宋刻登载，标目序次，一字不易，以复旧观。二、《博议》在当时传钞者众，辗转沿讹，故虽宋元旧本，误字甚多。今参合明本、元本、文澜阁本及平湖胡氏所藏宋椠本，悉心雠校，无虑数过。第各本讹谬错见，不能定从一本。欲分载异同于逐句之下，又苦文繁，碍于循览。且《博议》非周秦古书之比，字句得失，按文义而可知。故今参校诸本，舍短从长，衷于一是，不复分注，以便观览。其有字义可疑而各本皆同，无从质正，如“苟惟不然”，“惟”疑作“为”，《盗杀伋寿》篇末疑脱误之类，悉仍其旧，不敢臆为窜改，以贻“壮月牡丹”之诮。三、宋人避讳，如桓作威，征作证，贞作正，匡作康之类，今悉改正。宋本于篇目下，详载左氏传文，今以文繁，且《左传》在今日人人习诵，不须赘列，惟标注某公某年，以便稽考。四、宋本于每篇征引史事，略为注释，意在省读者检阅之烦。然遗漏甚多，且篇中所引，皆正史中焯然显著之事，非他僻书可比，似无庸注释。且如引用《论》、《孟》事句亦为注出处，而隐文僻句，如“砀而失水”、“蚊虻扑缘”出《庄子》，“藩拔级夷”出吕黎《徐偃王庙碑》之类，反略而不释。盖《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坊肆间陋者谬加训释，名为详注，用以标异投时，非吕氏之旧，故悉汰之。五、宋本于篇目下用黑文白字标挈主意，如首篇“论机心”，次篇“论天理”，三篇“论名分”之类，今按《博议》文笔奇幻，往往意终语竭，另辟异境，乌能以一二字括其一篇之命意乎？盖亦陋者所施，以为揣摩剿袭之地。以其无关本要，故亦从删。